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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船舶、电灯和电力公司、煤气厂和自来水厂、工程机械和汽车组装厂、矿山和水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电气设备和化工公司、制瓶厂和香水调制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以及大量其他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没收或控制,实际上,对于企业主来说,两种形式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建立的联合委员会控制了属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13)的子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的电话系统,结果,据对该委员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证实,除了保留一个收支账户之外,没有给资方留下其他任何职权;而且,不经联合委员会同意,资方无权撤资。[86]另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的情况,它也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了。据一份正式报告称,该委员会掌管了公司的设备、银行账户和其他财产,从而使资方无法“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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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和剧院、报纸和印刷厂、百货商店和旅馆、高级餐馆和酒吧也被没收或控制,同样被没收或控制的还有各种商业和行业协会的总部以及成千上万套属于上流社会人士所有的住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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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城[56]镇和农村的经济变化并非仅限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财产。随着政府的垮台,所有障碍都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时刻,以致他们无法不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改善整个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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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那些乐观主义洋溢的日子里,”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精神都被某种救世理想激励着。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阵营一方,那是他们正在拯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共和派阵营一方,预言家宣告一种新的文明诞生。多么可怕的夸张啊,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西班牙人心灵中不切实际的幻想!”[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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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塞·希拉尔的文章,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巴塞罗那《先驱报》。另请参阅他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巴伦西亚呼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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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尔瓦多·克马德斯的演说,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马德里《政治报》。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87—488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177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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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何塞·希拉尔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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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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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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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细致研究,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56—757和760页。另请参阅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撰写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尽管谢尔瓦(在收入雷蒙德·卡尔所编《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一书的文章中,见第188页)引用这些数字来表现军队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盘划分的影响,谢尔瓦在其主要著作《西班牙内战史》中丝毫没有低估这一因素,见第760—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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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75页。右翼历史学家帕拉西奥·阿塔德说,这一数字高达三千五百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编的(《西班牙内战文献目录笔记簿,1936—1939:见证人的回忆和报道》,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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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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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59页。另请参阅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的文章,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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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尔瓦的文章,见卡尔编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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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帕拉西奥·阿塔德的文章,见帕拉西奥·阿塔德等的《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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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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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阿拉拉斯所编《西班牙圣战史》中可以看到对各省国民卫队立场的描述。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列瓦纳和G.奥利萨纳的《民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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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谢尔瓦所进行的细致研究,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60页。另一方面,西班牙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内战爆发以后,百分之五十一点三六的部队仍然留在共和派阵营。以谢尔瓦的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名官兵总数为基础,这意味着大约一万七千五百人仍然留在共和派控制区(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60和270—271页)。不过,只有人员的数字并不能显示事情的全貌,因为这些数字没有考虑由于革命以及左派组织僭夺警察权力所导致的部队内部指挥失灵和士气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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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例如,雷帕拉斯上尉对他与一大批国民卫队队员一起从哈恩逃跑的情况的描述,见安东尼奥·雷帕拉斯—特雷斯加略·德·索萨上尉《从米亚哈的指挥部到圣母头像神庙》;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对四十名国民卫队队员试图加入佛朗哥将军军队的报道;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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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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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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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根据内战后期担任军事调查局(SIM)高级官员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一九五〇年在墨西哥向我介绍的情况,叛乱爆发时秘密警察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必须重建,它的三千名成员只有三百人仍然忠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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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是谢尔瓦提供的一个约略的数字,见《西班牙内战史》,第757页。另一方面,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是将近一万八千人(《共和国的人民军队史》,第一卷,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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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突击卫队支持叛乱的部分省会是布尔戈斯、韦斯卡、萨拉戈萨、巴利亚多利德、卡塞雷斯、格拉纳达、莱昂、洛格罗尼奥、潘普洛纳、萨拉曼卡(列瓦纳和奥利萨纳,《民族运动》,分别见第209—210、154、201—202、192、216和193页)、奥维耶多(奥斯卡·佩雷斯·索利斯,《包围和保卫奥维耶多》第24页;赫米尼亚诺·卡拉斯卡尔,《阿斯图里亚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至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第52页)和特鲁埃尔(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四卷,第238页)。据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突击卫队百分之七十的部队仍然服从政府的指挥(《准确翔实的内战资料》,第61页)。不过,应当记住,像许多国民卫队成员一样,大量突击卫队队员加入了革命的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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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内战初期政府这支警察部队的残部完全失去作用的坦率描述,见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政治家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担任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共和国的支持者)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5—19页和内政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颁布的法令的序言,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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