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1386

1706401387 [79]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安东尼奥·米赫（西共政治局委员）《为了加强战争工业》，第3页；费德里科·梅尔乔（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组织生产》，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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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89 [80]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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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91 [81]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前身为《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一项法令的序言。关于较早提及销毁财产记录的资料，见财政部副部长赫罗尼莫·布赫达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每日图片报》；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钢铁纵队战争委员会的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巴伦西亚《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关于皮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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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93 [82]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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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95 [83]一九四八年十月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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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97 [84]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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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399 [85]关于一些列出没收财产清单的土地改革协会报告，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十八日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九月一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十月十日、十五日和二十八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二十九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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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01 [86]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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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03 [87]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发表的声明；另见该公司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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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05 [88]关于工会以及左翼政党没收和控制财产这一问题，仅仅根据左派提供的资料就能写出大量东西。但是考虑到篇幅所限，只在下列各项之后简要注明这些资料的部分出处： 铁路。“董事会不复存在，”工会的一份报告写道，“成立了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人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工会组织对于铁路的这种控制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一项政府法令的序言中得到确认。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先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九日巴塞罗那《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先驱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胡安·德·阿罗约的文章），第165—168页；加斯东·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1936—1939：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77—278页；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与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斯大林的反应》，第97—111页；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55—61页；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8页。 运输业的其他部门。据全国劳工联合会运输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维克托·萨拉戈萨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所有重要的运输企业都被工会接管了。这不包括巴斯克各省，那个地区的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实例见G.L.斯蒂尔《格尔尼卡之树》，第73页）。关于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一些最重要的运输企业被没收的情况，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该《情况通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晚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和十九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和四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先驱报》；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第111—122页；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153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61—71页。关于工会对船运公司的控制，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修订版），第530页。 公用事业。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所有公用事业公司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卡多纳·罗塞利写给我的信）。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公司是：加泰罗尼亚煤气与电力公司，西班牙水电公司，马德里煤气公司，电力联合公司，巴伦西亚电力公司，桑迪利亚纳电力公司，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莱冯煤气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杜罗瀑布公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马德里联合电力公司。关于这些公司的详细情况，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和二十三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号《照明与电力》；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和十五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工人团结报》；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61—266页；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第127—131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3—154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125—136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7—78页。 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莱里达《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和九月三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六日、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该《通报》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光明报》（比森特·乌里韦的演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五日至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和八月十四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见集体化法令的前言）；一九三八年七月《西班牙历史文献》；一九三六年第八期（未标明日期）和十一月二十一日《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克里斯坦·库代尔的文章）；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图卢兹《自由西班牙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土地与自由》转载的《社会熔炉报》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和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贝拉米诺·托马斯的声明）《巴伦西亚商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和十四日《我们》以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转载自该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无产阶级革命》（让·勒诺瓦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社会主义者》；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十八日和二十二日、九月四日、十六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十一月十八至二十一日、十二月二日、五日、十一日、十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四月一日和二十四日、六月三十日、八月十五日（卡多纳·罗塞利的文章）和十月二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巴黎《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和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三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四日十月九日、十六日、三十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安赫尔·埃斯蒂维尔的演说）和十三日《劳动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先驱报》（对比达尔·罗塞利的采访）。另请参阅约翰·布拉德马斯《无政府工团主义与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189—196页；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50—366页；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223—227页；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41—261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6—7、10、22—23和32页；彼得·梅林，《灭亡与新生之间的西班牙》，第233—235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22和154页；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73—124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7页。根据曾经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金属制造业工会书记的安东尼奥·比利亚努埃瓦向我提供的可靠信息，下列公司被他所在的工会接管：布鲁内特，戴维斯，马特乌，桑斯，托拉斯和莱万特联合造船公司。 城市不动产和右翼组织的房产。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和八月二十九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十二月二日、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和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发布的财政部法令，该法令确认工会和政治组织占用城市不动产合法；另请参阅财政部长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人民报》；J.奥尔特拉·比科，《城市不动产的国有化和公用事业归市政管理》；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5页；比森特·赛恩斯，《一九三六年七至八月光辉时刻的西班牙》，第18页；拉萨里略·德·托梅斯（贝尼尼奥·贝哈拉诺），《西班牙，自由的摇篮》，第67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78—79页。 电影院和剧院。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和二十九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人道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九日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巴塞罗那《新时代》（A.索奇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巴塞罗那《最后关头》；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之声》；R.卢宗，《西班牙的反革命》，第34页；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152页；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112页。 旅馆、餐馆、酒吧和百货商店。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战斗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转载自《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三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刊登的第十四期《开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驱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80页；勒瓦尔，《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32页；卢宗，《西班牙的反革命》，第34页；《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7页。 报纸和印刷厂。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和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和八月二十七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七九年六月号《历史时期》（爱德华多·德·古斯曼，《内战期间马德里的报纸和记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劳动报》；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0—81页。 关于工商各个行业工会控制企业的其他信息，见瓦尔特·L.贝内克《无政府主义与内战》，第137—211页；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尔，《政府的经济政策，1936—1939》；萨姆·多尔戈夫编，《无政府主义集体化》；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209—236页；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第241—352页；弗兰克·明茨，《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第210—236页；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第一卷，第336—347页（因为该书列出了阿利坎特省三百三十三个被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的工商企业的名字）；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126—130页；一九七二年九至十月号《经济与社会》，第六卷（布里卡尔的文章，《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工人自治的经验》）。另请参阅迈克尔·塞德曼未发表的手稿《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的工人管理》，该文披露了新的资料（这份手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关于工商部对马德里一些企业的干预，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政治报》；《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一卷，第269—271页。应当看到，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早早就被工会接管了。实例见米哈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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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07 [89]《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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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09 （12）加泰罗尼亚地区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赫罗纳、巴塞罗那、塔拉戈纳和莱里达四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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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11 （13）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缩写为ITT）是美国资本的电信公司，成立于一九二〇年，总部设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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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16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269]

1706401417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章［57］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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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19 让成千上万名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零售商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工会组织没收了，经常还被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控制下的不那么激进的工会组织所没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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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21 例如，在马德里，工会不仅接管了鞋匠、木匠和小规模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而且将所有美容院和理发店集体化，规定以前的店主只能领取与其雇员同样的报酬。[2]像阿利坎特省的情况一样，[3]在居民超过三十五万人的城市巴伦西亚，几乎所有工厂无论大小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4]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由于当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头几个月里几乎处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支配地位，[5]许多城镇实行了非常彻底的集体化，以致集体化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型工厂，而且包括微不足道的手工作坊。[6]集体化运动还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另一块领地。在人口接近一百二十万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人将鸡蛋和鱼类的批发生意集体化，[7]并且成立了一个屠宰场管理委员会，不许有任何中间环节存在；[8]他们还将主要的水果蔬菜市场集体化，取缔所有从事此类生意的中间商和代理人，但是允许他们作为挣工资的人加入这个集体化之后的实体。[9]巴塞罗那的牛奶生意同样也被集体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不卫生为由关闭了四十多家牛奶消毒厂，剩下九家工厂对全部牛奶进行消毒，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零售市场取代所有牛奶经销商。[10]许多零售商加入了这个集体，但是有些人拒绝这样做：“他们要求的工资比付给工人的高得多……他们声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为他们制定的工资标准。”[11]格拉诺列尔斯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主要集镇，内战之前经纪人掮客熙来攘往。在那里，中间商全部被取缔或者被逐出流通渠道，没有选择的农民只能经由全国劳工联合会设在当地的代理委员会处置他们的产品。[12]同样的模式出现在整个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无数个地方。[13]在大型柑橘［58］工业中心巴伦西亚地区，还开创了工会侵犯私有商业领域的另一个先例，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一个收购、包装、出口柑橘产品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包括二百七十个委员会在内的覆盖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网络，把数百个中间商从这项重要的生意中排挤出去。[14]总之，工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无数城镇和乡村，零售商和批发商，旅馆、咖啡馆和酒吧业主，配制眼镜的技师和医生，理发师和面包师，鞋匠和木匠，女装裁缝和男装裁缝，制砖工人和建筑包工头都被无情地卷入了集体化运动，这里仅仅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实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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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23 假如有些中产阶级成员在使自己适应新角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意或企业中充当工人而非雇主——的同时还默默地希望革命的狂热自生自灭、被没收的财产随后将会物归原主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在最初几个星期广泛而缺乏组织的没收之后，一些工会组织开始有计划地对所有行业进行重组，关闭了成百上千家小型工厂，将生产集中于设备优良的企业。“开明一点的小雇工者不难理解，”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宣称，“小型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分散经营抑制生产。管理手工小作坊不同于管理采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中的偶然因素和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能够保证造福于社会的方式来指导生产。”[16]根据这种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迅速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一道，关闭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七十家铸造厂，把它们的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二十四家工厂里。[17]“在这些工厂里，”一名社会主义工业的代言人宣称，“我们纠正了那些不关心技术问题的小雇主[的铸造厂]的缺点，它们的工厂是结核病的症结之所在。”[18]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木工工会通过关闭数百家小作坊并在几家大工厂里集中生产而对整个木工行业进行了重组，[19]它们在所有木匠铺和木工厂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并且以工人的工资标准把以前的雇主当作技术管理人员使用。[20]在同一个城市，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制革行业实行了同样激进的改革，将七十一家皮革厂减少到四十家；[21]而在玻璃制造业，一百家工厂和货栈被削减为三十家。[22]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巴塞罗那理发店和美容院的重组甚至更加极端；九百零五家店面被关闭，它们的人员和设备集中到了二百一十二家大型理发店和美容院，财产被没收的那些店主所得到的是与他们以前的雇员一样的权利和义务。[23]巴［59］伦西亚的男女服装业、金属加工业、木器制造业和皮革制品业，[24]托伦特的糖果业——那里的四十五家小型糖果厂被关闭，然后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的新建厂房里，[25]锡切斯的制鞋业，[26]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27]昆卡的木材业，[28]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29]比克的制革业，[30]巴塞罗那的面包烘烤业，[31]马德里[32]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33]都实施了某种类似的重组，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化。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个实例。“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莱万特和卡斯蒂利亚的所有城镇和乡村，”一位广泛游历了这些地区的观察家写道，“迅速关闭了那些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的经济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把机器集中在几个车间，有时集中在一个车间。通过这种方式简化管理程序，进而使生产协作更加有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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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25 难怪当时那些在这一系列革命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小规模生产者和经营者认为自己破产了；因为，即使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尊重小业主的财产权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内战持续期间的暂时宽容。“一旦这场内战结束并且取得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一位著名的巴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警告说，“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私有资产，然后使之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加强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使这项工作圆满完成。”[35]的确，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声称，“工人的助人为乐和理智行为赢得了许多小商人和小工厂主的好感，他们一点也不反对将其企业社会主义化并且成为与其他人具有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工人”，[36]但是，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愿意接受革命性的变化，[37]因此，他们显示出的友好态度并不足以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成为局面的实际掌控者，结果，除了顺应事态发展默默地接受失去财产的现实之外，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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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27 不过，物质上的满足并非小资产阶级的唯一追求。如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后来所说的那样：“加泰罗尼亚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希望通过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小业主往往比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活得更艰难……但是，他们宁愿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普通生活，也不愿意在受制于人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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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29 “店主经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胡安·费雷尔回忆说，“他们创业的艰辛经历几乎使所有人潸然泪下——没想到如今眼看着店铺面临集体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建议与会者让他担任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因为无论如何工人委员会都得任命一个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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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31 但是，一般来说，工人对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几乎并不表示同情。据佩［60］雷斯—巴罗说，三四十年的革命宣传使这些雇主在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看来似乎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他们“个人的敌人”，这导致了一系列对雇主的伤害。“我们并不同情他们，尽管直到一年以后革命运动进入衰退期时这一点才显示出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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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33 不过，比较激进的工人并不都是凭借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有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目的。巴塞罗那店员工会食品店员分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写道：“你们这些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的小店主即将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它将彻底改变当今的社会结构，使之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高尚，经过这种改变，人剥削人的状况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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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435 “时至今日你们一直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经营生意，为了卖掉四棵烂白菜、两公斤大米和三公升食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这种低三下四的生存方式必须结束。……本食品店员工会要求你们去马西亚广场十二号夹层，在我们工会的帮助下参加日常学习，在那里，通过与我们的同志的频繁接触，你们就能成功地将自己从迄今为止控制着你们的社会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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