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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章［57］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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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成千上万名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零售商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工会组织没收了，经常还被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控制下的不那么激进的工会组织所没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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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马德里，工会不仅接管了鞋匠、木匠和小规模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而且将所有美容院和理发店集体化，规定以前的店主只能领取与其雇员同样的报酬。[2]像阿利坎特省的情况一样，[3]在居民超过三十五万人的城市巴伦西亚，几乎所有工厂无论大小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4]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由于当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头几个月里几乎处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支配地位，[5]许多城镇实行了非常彻底的集体化，以致集体化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型工厂，而且包括微不足道的手工作坊。[6]集体化运动还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另一块领地。在人口接近一百二十万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人将鸡蛋和鱼类的批发生意集体化，[7]并且成立了一个屠宰场管理委员会，不许有任何中间环节存在；[8]他们还将主要的水果蔬菜市场集体化，取缔所有从事此类生意的中间商和代理人，但是允许他们作为挣工资的人加入这个集体化之后的实体。[9]巴塞罗那的牛奶生意同样也被集体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不卫生为由关闭了四十多家牛奶消毒厂，剩下九家工厂对全部牛奶进行消毒，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零售市场取代所有牛奶经销商。[10]许多零售商加入了这个集体，但是有些人拒绝这样做：“他们要求的工资比付给工人的高得多……他们声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为他们制定的工资标准。”[11]格拉诺列尔斯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主要集镇，内战之前经纪人掮客熙来攘往。在那里，中间商全部被取缔或者被逐出流通渠道，没有选择的农民只能经由全国劳工联合会设在当地的代理委员会处置他们的产品。[12]同样的模式出现在整个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无数个地方。[13]在大型柑橘［58］工业中心巴伦西亚地区，还开创了工会侵犯私有商业领域的另一个先例，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一个收购、包装、出口柑橘产品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包括二百七十个委员会在内的覆盖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网络，把数百个中间商从这项重要的生意中排挤出去。[14]总之，工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无数城镇和乡村，零售商和批发商，旅馆、咖啡馆和酒吧业主，配制眼镜的技师和医生，理发师和面包师，鞋匠和木匠，女装裁缝和男装裁缝，制砖工人和建筑包工头都被无情地卷入了集体化运动，这里仅仅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实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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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些中产阶级成员在使自己适应新角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意或企业中充当工人而非雇主——的同时还默默地希望革命的狂热自生自灭、被没收的财产随后将会物归原主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在最初几个星期广泛而缺乏组织的没收之后，一些工会组织开始有计划地对所有行业进行重组，关闭了成百上千家小型工厂，将生产集中于设备优良的企业。“开明一点的小雇工者不难理解，”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宣称，“小型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效率低下。分散经营抑制生产。管理手工小作坊不同于管理采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中的偶然因素和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能够保证造福于社会的方式来指导生产。”[16]根据这种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迅速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一道，关闭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七十家铸造厂，把它们的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二十四家工厂里。[17]“在这些工厂里，”一名社会主义工业的代言人宣称，“我们纠正了那些不关心技术问题的小雇主[的铸造厂]的缺点，它们的工厂是结核病的症结之所在。”[18]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木工工会通过关闭数百家小作坊并在几家大工厂里集中生产而对整个木工行业进行了重组，[19]它们在所有木匠铺和木工厂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并且以工人的工资标准把以前的雇主当作技术管理人员使用。[20]在同一个城市，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制革行业实行了同样激进的改革，将七十一家皮革厂减少到四十家；[21]而在玻璃制造业，一百家工厂和货栈被削减为三十家。[22]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巴塞罗那理发店和美容院的重组甚至更加极端；九百零五家店面被关闭，它们的人员和设备集中到了二百一十二家大型理发店和美容院，财产被没收的那些店主所得到的是与他们以前的雇员一样的权利和义务。[23]巴［59］伦西亚的男女服装业、金属加工业、木器制造业和皮革制品业，[24]托伦特的糖果业——那里的四十五家小型糖果厂被关闭，然后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的新建厂房里，[25]锡切斯的制鞋业，[26]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27]昆卡的木材业，[28]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29]比克的制革业，[30]巴塞罗那的面包烘烤业，[31]马德里[32]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33]都实施了某种类似的重组，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化。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个实例。“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莱万特和卡斯蒂利亚的所有城镇和乡村，”一位广泛游历了这些地区的观察家写道，“迅速关闭了那些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的经济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把机器集中在几个车间，有时集中在一个车间。通过这种方式简化管理程序，进而使生产协作更加有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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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当时那些在这一系列革命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小规模生产者和经营者认为自己破产了；因为，即使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尊重小业主的财产权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内战持续期间的暂时宽容。“一旦这场内战结束并且取得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一位著名的巴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警告说，“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私有资产，然后使之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加强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使这项工作圆满完成。”[35]的确，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声称，“工人的助人为乐和理智行为赢得了许多小商人和小工厂主的好感，他们一点也不反对将其企业社会主义化并且成为与其他人具有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工人”，[36]但是，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愿意接受革命性的变化，[37]因此，他们显示出的友好态度并不足以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成为局面的实际掌控者，结果，除了顺应事态发展默默地接受失去财产的现实之外，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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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物质上的满足并非小资产阶级的唯一追求。如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后来所说的那样：“加泰罗尼亚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希望通过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小业主往往比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活得更艰难……但是，他们宁愿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普通生活，也不愿意在受制于人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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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经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胡安·费雷尔回忆说，“他们创业的艰辛经历几乎使所有人潸然泪下——没想到如今眼看着店铺面临集体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建议与会者让他担任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因为无论如何工人委员会都得任命一个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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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来说，工人对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几乎并不表示同情。据佩［60］雷斯—巴罗说，三四十年的革命宣传使这些雇主在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看来似乎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他们“个人的敌人”，这导致了一系列对雇主的伤害。“我们并不同情他们，尽管直到一年以后革命运动进入衰退期时这一点才显示出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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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较激进的工人并不都是凭借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有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目的。巴塞罗那店员工会食品店员分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写道：“你们这些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的小店主即将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它将彻底改变当今的社会结构，使之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高尚，经过这种改变，人剥削人的状况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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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你们一直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经营生意，为了卖掉四棵烂白菜、两公斤大米和三公升食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这种低三下四的生存方式必须结束。……本食品店员工会要求你们去马西亚广场十二号夹层，在我们工会的帮助下参加日常学习，在那里，通过与我们的同志的频繁接触，你们就能成功地将自己从迄今为止控制着你们的社会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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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产阶级多年以来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多少物质积蓄，他们苦苦挣扎着在与大型企业的竞争中苟延残喘，突然发现独立的希望毁于一旦。如果他们对这场革命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也是摆脱竞争并且得到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而不是财产被人没收以及一份工人的工资。甚至还未受到集体化运动的大力冲击，某种深深的不安已在他们当中蔓延，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企图用迷人的色彩描绘未来以减轻他们的忧虑，不过这是枉费心机。在革命进行的第二个月，《工人团结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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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资产阶级深感忧虑的消息我们已有耳闻。我们的印象是，革命最初那几天的忧虑已经消散，不过，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仍然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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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失去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他们的利益将成倍增长。例如，大多数店主和小工厂主每天操心的是支付账单、租金和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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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灭私有财产和自由商品交易的同时，我们将许多长期在扣押财物、扫地出门的威胁之下生活的店主从噩梦中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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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小资产阶级不必担忧。他们肯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他们可以确信，在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私人经营之后，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受到社会变革影响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决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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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应当丢掉他们的忧虑；因为一旦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他们就能更加乐观地面向未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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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然，这些没收行为往往是在没有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对劳动者总工会的地方工会组织没收小型企业财产行为的批评，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前进报》；一九三八年七至八月号《斯巴达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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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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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比森特·拉莫斯《阿利坎特省的内战，1936—1936》，第一卷，第336—347页。拉莫斯列出了三百三十三个被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的小型工商企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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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共产党所控制的地方工会书记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红色阵线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成员安东尼奥·比利亚努埃瓦在致本书作者的信中写道，几乎所有印刷工、木匠、男装裁缝、女装裁缝、理发师、美容师、制鞋匠以及其他皮革制品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都被这个城市的工会组织接管了。关于巴伦西亚对面包店、糖果店、旅馆、咖啡馆和酒吧实行集体化的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三日《我们》。关于这一地区对工业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实施没收和集体化的情况，见奥罗拉·博什·桑切斯《劳动者总工会与自由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23—31页；阿尔维特·希罗纳—阿尔武伊克斯克，《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第135—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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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这一地区的革命发展见本书第三十八和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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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共产党人费德里科·梅尔乔的演说，见梅尔乔《组织生产》，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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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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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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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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