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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晨七点来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成员与劳动小组一起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在劳动之余处理村子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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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外出的钱，你首先必须提供一份医生证明，”委员会主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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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答令那位老年妇女不满。她诉说风湿病之苦，试图劝诱委员会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发给她钱，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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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利用集体提供的新的可能。”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人以前从不进城。……如今他们没钱也能外出旅行，他们小病大治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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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解释也许失之偏颇。医生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为客观的意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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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弗雷泽与这些集体中的部分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在他那部口［71］述史中，弗雷泽发表了下面这一段中肯的评论：“随着货币的废除，集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想要外出的人都必须从委员会那里弄到‘共和国的’货币。这意味着需要证明出行具有正当的理由。……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集体以送人去巴塞罗那看专科医生为自豪。……但是，据一位右翼人士说，对于一个没有工会会员证的人来说，如果他要离开村子，即使只是短时间外出，他也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在阿略萨，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小学校长的岳父外出去做疝气手术，他利用这个机会一去不回。……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能一概而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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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弗雷泽写道：“这场实验的乌托邦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主要是因为废除了货币。一些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这只能通过选出向村民大会负责的可以罢免的代表来克服。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深受某些严重缺陷之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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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他所访问过的自由主义村庄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阿古斯丁·索奇谈到了卡拉塞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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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里有许多小自耕农……还有许多铁匠和木匠，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作坊，他们在那里以某种原始的方式从事手工劳动。集体主义理想使他们看到了通往劳动共同体的道路。现在有一个大铁匠铺，十名铁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村子里的所有木匠都在一个大木工场里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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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的[农业]工人被分成二十四个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二十个人。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他们共同耕种村里的土地。以前每个人为自己干活儿，现在他们为集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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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有两个杂货店和一名医生。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而是因为他们自愿。问题出在面包师身上。他们既不想加入这个集体，也不想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他们离开了村子。新的面包师还没有招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仍然由女人烤面包，但是村里需要招进新的面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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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曾经是个贫困的村庄，如今村民生活幸福。许多人过去经常挨饿，现在他们可以吃饱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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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的报告写道：“集体化仍然受到右派敌人和左派对手的反对。如果向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长年游手好闲者询问他们对集体化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会回答，那是抢劫；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种专制。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打短工的人、佃农以及总是被大地主和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所控制的小地主来说，集体化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拯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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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兰达村，索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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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曾经作为教堂的地方现在是个食品仓库。……新的肉类市场设在一幢附属建筑里，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卫生讲究的市场。买肉不是用钱。女人们用票证换来肉，不付出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属于集体而且食品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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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友好相处。村里有两个咖啡馆，一个供个人主义者使用，另一个供集体主义者使用。他们每天晚上可以享受一下喝咖啡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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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是公共理发店，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农民过去从不刮脸。如今几乎每张面孔都经过了精心修剪。每人一周可以修两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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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供应五升葡萄酒。食物从来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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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东西都集体化了，除了那些店主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商店。附带卖药的杂货店属于集体，医生同样属于集体，他看病不收钱。像集体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由集体供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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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埃利亚村，刊登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货币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村子里，医生和教师都不收钱。他们完全无私地放弃了荒谬的特权。没有任何人收取报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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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涅萨村，面包、肉类和食油免费分配，但是，与自由主义倾向最严重的村庄不同，部分货币还在流通。“每个男工一天得到一个比塞塔，”索奇说明，“女工和女孩得到七毛钱，十岁以下的儿童五毛钱。这些钱不应被看作是工资。它与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起分配，以使人们可以购买需要补充的商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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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的情绪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中，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尤其深入人心。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先驱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一直要求“废除迷信，用科学取代宗教信仰，用人类正义取代神圣正义”。[43]此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大部分理论源于他——曾经宣称：“上帝的存在与幸福、尊严、智慧、道德是非感以及人类的自由水火不相容，因为，如果有个上帝存在，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伟大，我们的意志，无论多么坚强，与神的智慧和意志相比，都一钱不值。”[44]他在《上帝与国家》中断言，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摆脱他们的命运：两种是在想象中，一种是在现实里。“前两种是小酒馆和教堂，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堕落；第三种是社会革命。”[45]自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时代以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没有改变。“只要人还在上帝面前下跪并且恭顺地臣服于国家，”内战爆发之前不久发表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人类就不会进入一个公平的新世界。”[46]接着，在革［73］命初期，自由主义者在马德里的主要舆论工具《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社论宣称：“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天主教。我们不要求摧毁每一座教堂，但是我们要求任何教堂不应残留宗教的痕迹，不应允许狂迷的黑蜘蛛编织布满灰尘的黏性丝网，迄今为止我们的道德和物质价值观像苍蝇一样被这张大网束缚着。在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明显，在每一次倒行逆施中，在每一次反人民的行动中，在每一次对自由的攻击中，天主教会总是充当主力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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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萨莱昂村]天主教神秘主义已不复存在。”索奇肯定地说，“神职人员不见了，基督教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农民不想毁掉建在山顶上的那座哥特式的雄伟建筑。他们将其改成咖啡馆和气象台。……他们扩大了教堂的窗户，并把曾为圣餐台的地方建成一个宽敞的阳台。放眼望去，阿拉贡群山南坡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让人平静和思考的地方。星期天村民坐在这里，喝着咖啡享受夜晚的宁静。”[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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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佛朗哥阵营所控制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乡村集体化运动的初步进展，不论是以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由共产主义形式，还是以范围有限的集体化农业形式，都使他们精神振奋，他们以旺盛的精力继续推动集体化运动向前发展。对于其目标的正义和伟大，他们具有某种使徒般的信念，因此决心在他们能够做到的任何地方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处在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宣称，“所以我们必须砸碎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何时才能砸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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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没收财产也必须是彻底的。现在不是高枕安卧而是开始重建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从前线归来，看到我们无所事事他们会说什么呢？如果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不能开创他们的自由，国家将会卷土重来并且恢复政府的权力，逐渐毁掉以无数牺牲和英雄行为为代价而取得的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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