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1745 在这一阶段必须指出，为了深刻认识内战期间盛行于左派阵营内部的血腥争斗的错综复杂性，人们首先应当了解这场社会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并且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共和国不是因为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灭亡的，它灭亡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当时爆发的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使这个政权毁于一旦。[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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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47 [1]关于左派阵营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的资料，可以查阅内战期间及内战以后所出版的下列报纸和期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巴尔福格纳、卡斯特里奥—德法尔法尼亚、贝尔蒙特—德乌赫尔、波特利亚、奥斯—德巴拉格尔）、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哈拉玛河畔的贝尔维斯、阿尔瓜伊雷、塞罗斯、马亚尔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罗塞斯）、十二月六日（帕劳—德安赫尔索拉）《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战斗报》（雷穆特）；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卡瓦内斯、蓬特—德莫林斯、利亚德坎斯、格拉纳德利亚）、十月八日（帕拉弗鲁赫尔、卡尔德斯—德马拉维利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卡夫拉—德尔坎波）、八月四日和十七日（坎达斯诺斯、佩尼亚罗亚—德塔斯塔文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布哈拉洛斯）《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六三年（原书误为一九三六年——译注）十一至十二月号《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巴略瓦尔）；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马德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门布里利亚），亦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瓜达苏阿尔）、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巴达霍斯）《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和十七日（蓬特—德阿尔甘达、哈拉马河畔的贝尔维斯、哈拉马河畔的帕拉奎略斯、科维尼亚、比利亚斯—别哈斯）、九月一日和十九日（纳维卢西略斯、乌铁尔）、十月七日至九日（梅斯坦萨和埃林的中心地区）、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埃纳雷斯堡）《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日（马德里、加西亚）、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和二十八日（伊哈尔、卡斯佩、安圭斯、弗拉加、辛卡河畔的托伦特、乌蒂利亚斯、佩尼亚尔瓦、法莱特、莱塞拉、阿斯纳拉、拉弗雷斯内达、马斯—德拉斯马塔斯、阿拉孔、马埃利亚）、十二月二十五日（博特）、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塞尔维亚）巴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蒂维萨）、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略夫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亚斯—别哈斯）图卢兹《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因凡特斯）、九月十五日（伊涅斯塔）、十月十五日（卡斯图埃拉、巴尔德佩尼亚斯）、十二月十五日（伊维）、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二月（马查马洛）、三月十五日（马尼塞斯）、五月一日（洛斯埃斯塔多斯—德圣托梅）、六月一日（本塔—德尔查科）、八月一日（拉费尔瓜拉福）、九月一日（比利亚鲁维亚—德圣地亚哥）、十二月一日（马查尔）巴伦西亚《集体所有制》；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巴伦西亚情况通报》（卡斯图埃拉）；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佩尼亚罗亚）、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塔湖尼亚河畔的佩拉莱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四月二十三日（巴伦西亚省）、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十一月四日和十一日（卡兰达）、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和二十一日（法莱特、比内法尔、阿尔塔米拉、弗拉加、阿尔科里萨、蒙松、伊哈尔、阿尔卡尼斯、卡斯佩）、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巴略瓦尔）《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比内法尔）、五月一日（阿尔卡尼斯）阿尔卡尼斯《文化与行动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号《西班牙历史文献》（利里亚）；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安波斯塔）、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安达卢西亚农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希望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每日图片报》（鲁维）；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乌铁尔）、八月二十八日（库列拉）、十二月二日（格拉马内特—德尔贝索斯）、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苏埃卡）《社会熔炉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马德里《自由青年报》（乌铁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巴黎《自由主义报》（莱万特地区）；一九三七年七月号巴塞罗那《自由女性》（卡兰达、卡韦萨—德布埃、埃雷拉—德尔卡斯蒂略、锡鲁埃拉）；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锡马特—德巴尔迪尼亚）、六月二十四日（贝纳瓜西尔）、十二月一日（马德里）《我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班牙反法西斯新闻报》（巴尔萨雷尼）；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新闻导报》（蒙特梅洛）；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无产阶级革命》（塞戈尔韦）；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布哈拉洛斯）、十月六日（拉菲格拉）、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巴尔洪克拉、塔拉萨、普雷米亚—德达尔特、马尔托雷尔）、十二月五日、十一日、十九日和二十七日（塞尔达尼奥拉—里波列特、比利亚努埃瓦—赫尔特鲁、诺亚河畔的萨杜尔尼、鲁维）、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安波斯塔）、六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奥列特、普拉—德卡夫拉）、十一月十日（莱里达）、十二月二十五日（卡拉瓦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比拉沃伊）《工人团结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塔马里特—德利特拉）；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马埃利亚）、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卡尔卡亨特、巴尔福古纳—德巴拉格尔、埃布罗河畔的皮纳、帕拉弗鲁赫尔）、二月十三日（利维亚）《土地与自由》；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罗马《人类新星报》（特里亚纳）；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开端》（安波斯塔）；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活》（贝尼奥帕、奥利瓦、特雷萨、塔韦内斯—德巴尔迪尼亚、贝尼法伊罗、锡马特），亦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其他资料，见一九三八年七月号巴塞罗那《方向盘》杂志（阿古斯丁·索奇的文章）；瓦尔特·L.贝内克，《无政府主义与内战》，第45—72页；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48—151页；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阿拉贡地区农业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革命，1936—1938》，第177—219和323—337页；《农村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全国劳工联合会，《（韦斯卡省）蒙松地区革命及集体化改造的成果》；玛丽娅·何塞帕·库科·希内尔等，《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第58—62页；萨姆·多尔戈夫编，《无政府主义集体化》；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7—373页；路易斯·加里多·冈萨雷斯，《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1931—1938》，第27—174页；何塞·路易斯·古铁雷斯·莫利纳，《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化运动》，第9—113页；加斯东·勒瓦尔，《共产主义》，第60—66页；加斯东·勒瓦尔，《自由主义的西班牙，1936—1939》，第83—256页；加斯东·勒瓦尔，《既非佛朗哥亦非斯大林：与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斯大林的反应》，第43—300页；弗兰克·明茨，《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第51—78和98—111页以及书后所附由合作与发展社会学国际档案馆公布的关于集体化的参考文献目录（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号《共享》杂志增刊）；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147—172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02—326和331—353页；安东尼奥·罗萨多，《土地与自由：一名安达卢西亚农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回忆》，第149—205页；拉斐尔·萨尔达，《农业集体化》；阿古斯丁·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1936—1939》，第145—155、193—194、201—202、205—206和223—236页；还有本章注释42所提供的资料。最近几年所发表的关于农村集体化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仅限于巴伦西亚地区的情况——是奥罗拉·博什·桑切斯的《劳动者总工会与自由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她这部著作的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涉及到集体化运动的各个方面，描述了自愿与被迫的集体化以及个体农业支持者与集体农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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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49 [2]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西班牙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第386页，注释75。马莱法基斯另外指出，在军事叛乱成功的地方，共和国安置的那些移民大部分被从他们占用的土地上赶走了：“民族主义当局主张把人民阵线执政期间所建立的移民定居点与更早时建立的少数移民定居点区分开来，他们以违法为由立即对前者进行清除，同时承认后者的合法性，直到一九四一年土改协会的全部遗产受到清算为止。不过，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已于一九三六年春天得到临时土地使用许可的自耕农仍被允许继续耕种他们占用的土地直到内战结束。”（同上，第386页，注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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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51 [3]加里多·冈萨雷斯，《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第28—30页。这部精心撰写的研究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纠正了普遍存在的以下印象：集体化运动主要局限于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地区。在加里多可以确定的哈恩省的一百零四个集体农庄当中，三十八个（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三）由劳动者总工会管理，十九个（百分之十八点二六）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十八个（百分之十七点三）由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管理，十四个（百分之十三点四六）由共产党管理（同上，第33页；另见，同上，第5页）。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全面的集体农庄运动史，不过，由于加里多·冈萨雷斯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库科·希内尔等人的《巴伦西亚地区的农业》和古铁雷斯·莫利纳的《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化运动》这一类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它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楚，在内战期间以及内战结束后的短时间内，这一运动的范围比其反对者愿意承认的广泛得多。所出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尽管战时困难重重，政治上也有反对意见，还出现了许多强制和暴力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发的并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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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53 [4]实例见J.巴莱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社会熔炉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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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55 [5]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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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57 [6]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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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59 [7]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07—10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马德里《自由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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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61 [8]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集体所有制》上的文章《我们的专家如何工作》；另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某地方分会书记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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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63 [9]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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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65 [10]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农业工人报》，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前进报》。尽管如此，农业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仍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决定，每个反对把大庄园集体化的会员将会按比例得到一块相应的土地（引自《为了土地革命》，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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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67 [11]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自由青年报》。另请参阅胡安·J.多梅内奇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工人团结报》；来自巴瓦斯特罗的由科斯梅·森佩里斯签署的报告，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工人团结报》；加斯东·勒瓦尔关于卡尔卡亨特的文章，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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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69 [12]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明报》（社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演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另见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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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71 [13]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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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73 [14]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报》（劳动者总工会格拉纳达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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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75 [15]例如发生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瓜达苏尔村的事情，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见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阿拉贡地区二十一个村庄的代表所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在卡兰达村，著名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加斯东·勒瓦尔写道：“个体农民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做生意。他们不能投机买卖，不能狡猾地与年轻的集体农庄竞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初附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成立后，至少是在理论上，该组织成为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农产品的唯一销售者（见《全国农民联合会章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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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77 [16]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前进报》；另请参阅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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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79 [17]伊萨克·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自由共产主义》，第3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五月在萨拉戈萨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在刊登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的一篇访谈中，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兼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对这项决议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这份文件现在也许显得天真幼稚或不切实际，以致让许多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们把自己视为最后的幻想家……也没有低估这个社会将在我们通往目标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目标。……我已经说了，这项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可能显得天真幼稚……因为一九三六年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许多负面因素的出现，这种变化并不代表纯粹的进步。尽管这项决议涉及的是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半封建或不发达社会，它仍然具有某种对于完美的渴望以及关于人类永恒价值的信念，如今那些嘲讽的批评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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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81 [18]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另请参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24—26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白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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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83 [19]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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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85 [20]费德里科·乌拉莱斯，《每个人眼中的无政府状态》，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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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87 [21]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土地与自由》增刊上的文章，收入普恩特《宣传品》，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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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89 [22]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三期《社会革命》。“闯进（巴塞罗那）女修道院的男人和女人焚烧了他们在里面找到的所有东西，包括钞票。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健壮的工人自豪地指给我看烧掉了一千比塞塔钞票的角落。”（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加泰罗尼亚的七月十九日》，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收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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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91 [23]阿古斯丁·索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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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1793 [24]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份关于弗拉加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在那个小社会里所进行的革命实验的情况： “人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小麦、水果、油橄榄——可以随意取用。为了满足其他需要，每个家庭每周收到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成年工人的人数而增加。 “这笔钱不是用西班牙银行的钞票支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在村子里没有价值，那些钞票不能使用。工会所印制的面值从一毛到二十五比塞塔不等的小纸片被用来作为购物券。只有理发师、鞋匠和分配食品的办事员接受这种购物券…… “想在弗拉加过夜或者居留的旅行者必须到委员会去把西班牙共和国流通的钞票兑换成当地的票证。居民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城镇，他也必须去委员会说明出行的理由和需要的钱数；然后委员会把他的当地票证换成西班牙货币。”（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30—231页） 关于集体所有制实验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阿拉贡地区的一个拥有两千三百名居民的村庄——所造成的难题，见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51—358页。弗雷泽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幸存者多年以后提供的口头证词，这些证词呈现了一幅关于马斯—德拉斯马萨斯村生活的清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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