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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国际新闻通讯》。关于苏联就其改变对国际联盟的政策所作的更加详细的解释，见齐妮娅·J.尤丁和罗伯特·M.斯拉瑟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的苏联外交政策：文献与资料》，第664—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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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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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德烈·热罗（佩蒂纳），《法兰西的掘墓人》，第244—245和342—343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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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1—93页；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4—135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64—265页；亨利·德·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1—112页。关于对法国共产党在法苏条约签订之前反对国防计划的情况所作的引证翔实的描述，见莫里斯·塞拉《永久的背叛：共产党与苏联的政策》，第26—41页。法苏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公开表示赞成法国的国防计划（见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时报》上的官方公报），一段时间之后，法国共产党又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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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斯·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1929—1941》，第一卷，第157页；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5页；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65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57—58页；保罗·雷诺，《法国挽救了欧洲》，第一卷，第115页及其后各页。在《从协和广场到总督大道，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这本书中，法苏条约签订时的法国陆军部长法布里披露，他和总理赖伐尔都反对签订军事协定的主意（被保罗·雷诺在向为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而设立于一九四七年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引述，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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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第160页；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7页；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67—84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他们被称为灾难预言者》，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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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67页。另请参阅德国驻巴黎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给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报告，报告说，“尽管过去几年法国人受到各种侮辱，他们现在仍然准备为达成谅解进行谈判。”报告还说，“倘若德法两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法苏条约的作用将会逐渐降低到拉帕洛条约的水平。这是德尔博斯（德尔博斯为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译注）在我们最近的会谈中使用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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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法国《人道报》。另请参阅M马尼安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法国《人道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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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五年（原书误为一九二五年——译注）十一月二十八日《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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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被米科在《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一书中引用，见第73页。“大多数右派拒绝接受法苏条约……显示了法国民族主义者[将德国限制在其现有领土范围之内]的传统方针的突变，”米科写道，“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以东欧为代价绥靖德国的前奏。”（《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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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萨姆纳·韦尔斯，《决定性时刻》，第321页。安东尼·C.萨顿（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描述显示了美国的一些银行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对纳粹的支持，见《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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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多德大使日记，1933—1938》，第241页。据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洛西恩勋爵]认为，通过帮助希特勒彻底修改凡尔赛和约、将所有说德语的人集中在他的统治下、向东方扩张和收复殖民领地，英国很快将会把纳粹主义从一种邪恶的信条改变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信条。正如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给阿斯奎思[勋爵]的遗孀的信中所说：“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不喜欢一切独裁政权。我认为墨索里尼和教皇最坏了。然后我认为李维诺夫次之，他对整个欧洲施展阴谋企图使欧洲大国处在战争的边缘或者将它们推进战争。希特勒与其说是一个暴徒不如说是一个幻想家，在这一类人当中，他显然是最邪恶的。”（《绥靖主义的根源》，第164—165页）这封信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并且写在洛西恩的信纸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洛西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除非我们准备妨碍[德国的]东方行动路线——本国肯定不准备，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海洋民主国家应当坚定地准备团结起来，防止这个独裁政权干涉它们的自由，侵犯它们的领土。”（被J.R.M.巴特勒在《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一书中引用，见第209页）。另请参阅巴特勒《洛西恩勋爵》，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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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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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32和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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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院辩论记录》，第二百九十五卷，第五辑，第919—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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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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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查德·格里菲思，《右派的同路人：纳粹德国的英国狂热支持者，1933—1939》，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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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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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被伦敦德里侯爵在《命运的翅膀》中引用，见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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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伦敦德里侯爵，《我们自己与德国》，第8和129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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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布的德国文件证实，当时法国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有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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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号《斗争》。另请参阅莱昂·巴伊比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今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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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引自伦敦德里侯爵，《命运的翅膀》，第187页。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一九二〇年二月，最著名的干涉苏联的倡导者丘吉尔断言：“谁也不知道俄国的大锅里将要冒出什么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那是某种充满邪恶的东西，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具有极大的威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危险……没有因为这场战争最终被消除，几年之后，它们可能在一场新的战争中卷土重来，而且仍然是以一种惨烈的方式。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我们应当与德国人民建立一种真正、持久的和平。”（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六日《泰晤士报》报道，见马丁·吉尔伯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与德国》，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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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伊万·迈斯基，《谁帮助了希特勒？》，第61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5—56页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34页。科尔文写道：“在英国保守党和受保守党影响的各个不同的阶层中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德国是欧洲未来的警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把希特勒毫不费力地转向东方使他在与苏联的战争中耗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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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乔治五世国王：生平和统治》，第529页。尼科尔森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单独与罗伯特·范西塔特在他家中共进午餐。……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意味着英帝国的没落，因此，我们没有权利为了一代人的利益通过给予德国对斯拉夫国家的自由行事权来收买它。一旦它确立了某种坚不可摧的地位，它将转过身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将会太虚弱，以致不能与之抗衡。我认为他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使英国人民为了捷克人的利益与德国打仗”（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1930—1939》，第259页）。另外，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条重要的内容：“外交委员会。温斯顿不同意大家都接受的那个前提，即，我们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大英帝国和莱茵河防线。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这项任务是否最终使我们轻易地向德国表示，它可以在东方采取它想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这样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德国将成为从汉堡到黑海的统治者，接着，我们将面对一个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不曾出现过的联盟。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大多数民族党人内心里是反国际联盟和反苏的，因此，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份与德国达成的可靠的协议，如有可能，也与意大利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我们可以以牺牲那些小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在我看来，这种完全不顾别人的政策必定将在二十年之内引发一场英德战争。”（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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