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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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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见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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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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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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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见理查德·克罗斯曼编的《令人失望的上帝》，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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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共产国际简史》，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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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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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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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里的拉帕洛条约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德国与苏联在意大利的拉帕洛签订的友好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德国和苏联同意放弃因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相互之间的领土和经济要求并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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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九章［97］ 外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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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人民阵线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九三六年初的几个月，在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仅与它以前的对手社会党人，而且还与温和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参加了大选，大选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导致自由派政府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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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国应当已经警觉地注意到一项旨在通过增强并扩大苏联与西欧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来建立一条反德阵线的策略所取得的成效，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发军事叛乱，才出现了以站在叛军一方直接进行干涉的方式反击这种对其计划的威胁的机会。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武力对抗爆发之前，德国并没有向叛乱的组织者做出军事援助的承诺。根据一九五〇年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与西班牙有关的文件，直到叛乱爆发几天后，希特勒才答应提供援助，当时佛朗哥将军派遣一名侨居西属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和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前往德国请求给予飞机和其他支援。[1]佛朗哥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同意，因为根据纳粹方面的原始资料，德国飞机在内战的头几个星期便加入了佛朗哥将军一方的行动，或者从西属摩洛哥运送摩洛哥军团和外籍军团到内地，或者执行轰炸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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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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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佛朗哥打电话向德国求助，请求给予支援，特别是空军的支援。人们不应忘记，佛朗哥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非洲，由于海军掌握在共产党[左翼势力]手中，他无法使部队渡过海峡。……决定性的因素是，首先，必须使他的部队过海到达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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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极力劝他无论如何都要支援，第一，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那个地方继续蔓延；第二，利用这个机会测［98］试一下年轻的德国空军各个方面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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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首许可，我派出了大部分运输机以及一些试验性的战斗机、轰炸机中队和高射炮兵；这样我就有机会弄清，在实战的条件下，装备是否符合任务要求。另外，为使个人可以积累一些经验，我注意形成一种连续的轮换，也就是说，不断把新人派出去，同时把另一些人召回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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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德国实际上的确利用西班牙这个战场为后来的战争训练了人员并且试验了新式武器，戈林在内战初期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正如安赫尔·比尼亚斯在他的重要著作《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由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所驾驶的二十架容克—52型运输机组成。[4]“确实派出了六架海因克尔—51式战斗机，但那只是为了护航……而且除了自卫之外禁止飞行员参加战斗。……一九三六年十月决定分批派遣作战飞机，十一月开始调动它们，也就是说，时间要晚得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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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援助佛朗哥将军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尽管担心在还没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准备好的时候由于深深卷入西班牙内战造成复杂的国际局面，[6]它仍然希望取得战略优势为即将在西欧进行的斗争做准备。内战刚一开始希特勒本人就向一些纳粹党的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在形成法国与北非之间的陆地桥梁[的西班牙]，非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存在应当对我们有利。”[7]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声称，“他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在内战结束以后被巴黎、伦敦或莫斯科所左右。这样的话，在因欧洲的重组而进行的最后交锋中，西班牙将不会成为德国的敌人，如有可能，还会成为德国的朋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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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日期标明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的德国外交部信函中，德国大使对佛朗哥将军说：“毫无疑问，一场由于我国的干涉而获胜的战争[过后]，一个在我国的帮助下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发展的西班牙，不仅将在未来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而且将成为我国长期可靠的朋友。”[9]另一方面，希特勒肯定希望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和右翼势力的复兴削弱法国的人民阵线并使某些法国势力得到加强。这些势力反对妨碍德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并且认为法苏互助条约很可能使法国卷入一场斗争，万一德国在斗争中失败，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一篇文章提出了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典型看法：“莫斯科需要的是一场法国［99］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在某个时候，以某种借口，苏联希望能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法国军队布置在[德国]边境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削弱了德国可怕的军事力量，又使我国陷入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将敲响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刻到来的钟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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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并非没有看到德国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种种威胁。但是，由于唯恐引起西方国家温和党派——它们的身上寄托着苏联建立反德阵线的希望——的敌意，它不愿给对其公开资助世界革命的指责提供口实、添枝加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正式加入法国为防止冲突扩大而提出的国际不干涉公约，[11]与加入该公约的其他国家一起保证，不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如果苏联不同意法国提出的中立政策，”一份共产党报纸评论道，“那将使[法国]政府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和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同时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对西班牙人民采取行动。……如果苏联政府对当前欧洲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进一步激化的措施，那将受到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欢迎，并将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从而直接为发动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铺平道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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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西方国家民主舆论的关心与叛乱发动者根据公布的共产国际“秘密”文件所提出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13]的指控有矛盾，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尝试显然将会破坏克里姆林宫为与西方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牢固同盟所做的努力。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更不必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必要的力量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叛乱者的指控完全不予考虑。实际上，甚至右翼的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都承认：“我决不相信当时有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共产国际直接参与。……面对希特勒分子的威胁，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法苏条约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与遏制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比，他把欧洲革命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向西班牙输入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激起更大的敌意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我与阿萨尼亚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没有向我掩饰人民阵线群众的不可阻挡之势使他产生的恐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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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指控“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依据的那些“秘密”文件不仅最终被支持左派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揭露出来是伪造的，[15]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也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它们是西班牙右翼作［100］家托马斯·博拉斯起草的。“因此，”谢尔瓦断言，“这些文件肯定是伪造的……[但是]它们被西班牙和国外的宣传人员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不过，他告诫人们，“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非否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16]此外，他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原始文件而提出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革命目标，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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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尽管内战之前他们为了附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的激进倾向不时使用带有明显革命特征的语言，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未来的权力机构”，[18]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19]尽管他们曾经警告自由派政府，若不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将以武力把大地主的土地分掉，[20]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谨慎地坚持与温和派结盟。“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何塞·迪亚斯写道，“我们与左翼共和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1]另外，尽管他们要求清洗军队[22]并且就在武装叛乱爆发之前还威胁说，除非政府履行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他们将为建立一个具有“一般革命特征”的政府而奋斗，[23]但是，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旨在立即激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如说是为了抚慰民众的革命情绪并且促使政府对右派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内战爆发前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这场罢工使政府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具有发展成为一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的危险——期间，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劝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停止罢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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