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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九章［97］ 外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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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人民阵线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九三六年初的几个月，在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仅与它以前的对手社会党人，而且还与温和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参加了大选，大选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导致自由派政府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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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国应当已经警觉地注意到一项旨在通过增强并扩大苏联与西欧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来建立一条反德阵线的策略所取得的成效，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发军事叛乱，才出现了以站在叛军一方直接进行干涉的方式反击这种对其计划的威胁的机会。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武力对抗爆发之前，德国并没有向叛乱的组织者做出军事援助的承诺。根据一九五〇年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与西班牙有关的文件，直到叛乱爆发几天后，希特勒才答应提供援助，当时佛朗哥将军派遣一名侨居西属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和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前往德国请求给予飞机和其他支援。[1]佛朗哥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同意，因为根据纳粹方面的原始资料，德国飞机在内战的头几个星期便加入了佛朗哥将军一方的行动，或者从西属摩洛哥运送摩洛哥军团和外籍军团到内地，或者执行轰炸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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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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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佛朗哥打电话向德国求助，请求给予支援，特别是空军的支援。人们不应忘记，佛朗哥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非洲，由于海军掌握在共产党[左翼势力]手中，他无法使部队渡过海峡。……决定性的因素是，首先，必须使他的部队过海到达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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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极力劝他无论如何都要支援，第一，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那个地方继续蔓延；第二，利用这个机会测［98］试一下年轻的德国空军各个方面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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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首许可，我派出了大部分运输机以及一些试验性的战斗机、轰炸机中队和高射炮兵；这样我就有机会弄清，在实战的条件下，装备是否符合任务要求。另外，为使个人可以积累一些经验，我注意形成一种连续的轮换，也就是说，不断把新人派出去，同时把另一些人召回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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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德国实际上的确利用西班牙这个战场为后来的战争训练了人员并且试验了新式武器，戈林在内战初期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正如安赫尔·比尼亚斯在他的重要著作《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由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所驾驶的二十架容克—52型运输机组成。[4]“确实派出了六架海因克尔—51式战斗机，但那只是为了护航……而且除了自卫之外禁止飞行员参加战斗。……一九三六年十月决定分批派遣作战飞机，十一月开始调动它们，也就是说，时间要晚得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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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援助佛朗哥将军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尽管担心在还没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准备好的时候由于深深卷入西班牙内战造成复杂的国际局面，[6]它仍然希望取得战略优势为即将在西欧进行的斗争做准备。内战刚一开始希特勒本人就向一些纳粹党的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在形成法国与北非之间的陆地桥梁[的西班牙]，非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存在应当对我们有利。”[7]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声称，“他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在内战结束以后被巴黎、伦敦或莫斯科所左右。这样的话，在因欧洲的重组而进行的最后交锋中，西班牙将不会成为德国的敌人，如有可能，还会成为德国的朋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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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日期标明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的德国外交部信函中，德国大使对佛朗哥将军说：“毫无疑问，一场由于我国的干涉而获胜的战争[过后]，一个在我国的帮助下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发展的西班牙，不仅将在未来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而且将成为我国长期可靠的朋友。”[9]另一方面，希特勒肯定希望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和右翼势力的复兴削弱法国的人民阵线并使某些法国势力得到加强。这些势力反对妨碍德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并且认为法苏互助条约很可能使法国卷入一场斗争，万一德国在斗争中失败，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一篇文章提出了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典型看法：“莫斯科需要的是一场法国［99］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在某个时候，以某种借口，苏联希望能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法国军队布置在[德国]边境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削弱了德国可怕的军事力量，又使我国陷入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将敲响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刻到来的钟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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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并非没有看到德国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种种威胁。但是，由于唯恐引起西方国家温和党派——它们的身上寄托着苏联建立反德阵线的希望——的敌意，它不愿给对其公开资助世界革命的指责提供口实、添枝加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正式加入法国为防止冲突扩大而提出的国际不干涉公约，[11]与加入该公约的其他国家一起保证，不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如果苏联不同意法国提出的中立政策，”一份共产党报纸评论道，“那将使[法国]政府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和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同时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对西班牙人民采取行动。……如果苏联政府对当前欧洲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进一步激化的措施，那将受到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欢迎，并将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从而直接为发动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铺平道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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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西方国家民主舆论的关心与叛乱发动者根据公布的共产国际“秘密”文件所提出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13]的指控有矛盾，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尝试显然将会破坏克里姆林宫为与西方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牢固同盟所做的努力。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更不必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必要的力量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叛乱者的指控完全不予考虑。实际上，甚至右翼的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都承认：“我决不相信当时有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共产国际直接参与。……面对希特勒分子的威胁，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法苏条约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与遏制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比，他把欧洲革命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向西班牙输入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激起更大的敌意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我与阿萨尼亚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没有向我掩饰人民阵线群众的不可阻挡之势使他产生的恐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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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指控“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依据的那些“秘密”文件不仅最终被支持左派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揭露出来是伪造的，[15]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也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它们是西班牙右翼作［100］家托马斯·博拉斯起草的。“因此，”谢尔瓦断言，“这些文件肯定是伪造的……[但是]它们被西班牙和国外的宣传人员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不过，他告诫人们，“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非否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16]此外，他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原始文件而提出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革命目标，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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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尽管内战之前他们为了附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的激进倾向不时使用带有明显革命特征的语言，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未来的权力机构”，[18]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19]尽管他们曾经警告自由派政府，若不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将以武力把大地主的土地分掉，[20]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谨慎地坚持与温和派结盟。“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何塞·迪亚斯写道，“我们与左翼共和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1]另外，尽管他们要求清洗军队[22]并且就在武装叛乱爆发之前还威胁说，除非政府履行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他们将为建立一个具有“一般革命特征”的政府而奋斗，[23]但是，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旨在立即激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如说是为了抚慰民众的革命情绪并且促使政府对右派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内战爆发前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这场罢工使政府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具有发展成为一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的危险——期间，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劝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停止罢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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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军事叛乱及其引起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发生了。此外，正如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多年以后所说：“西班牙革命——除了一九一九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这是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革命——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政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25]他们陷入了令人再难受不过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怎么可能在西班牙支持革命运动的同时继续在其他国家向温和派舆论求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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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很快就将看到的那样，为了化解这种困境，尽管正式加入了不干涉公约，斯大林仍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决定，在宣布中立的幌［101］子下谨慎地进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行温和的政策，在表面上制止革命性剧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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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干涉决定与希特勒的相比姗姗来迟，实际上，比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也要晚，因为，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党方面的原始资料，意大利的飞机和军舰在八月初就行动了。[26]与希特勒的情况一样，直到战事即将爆发，墨索里尼没有给过佛朗哥将军或莫拉将军任何有案可查的援助承诺。确实，意大利政府曾于一九三四年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签订过一份协议，答应在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正如密谋参与者之一利萨尔萨·伊里瓦伦所指出的那样，协议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不是与墨索里尼谈判的军官发动的。不过，这份协议有助于在罗马形成“某种支持叛乱的气氛”，并且促使墨索里尼在稍稍犹豫之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向叛军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没有首先与其上司磋商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表示同意援助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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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一九六七年得到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的证实，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指挥叛乱的那架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就是博林包租的。在他的《西班牙：重要的年代》一书中，博林复制了一份由佛朗哥将军签署（并由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将军连署，在飞往西班牙指挥叛乱途中不幸遇难之前，圣胡尔霍将军被指定为叛乱领导人）的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的文件，文件授权博林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紧急洽谈购买飞机和军需物品。博林七月二十一日飞到罗马，在那里，他得到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比亚纳侯爵的帮助。尽管外交部长齐亚诺同情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援助请求，这一请求最初仍被墨索里尼拒绝了——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证明情况确实如此。[27]几天后，墨索里尼终于同意提供援助，接着，十二架萨沃亚—81式轰炸机于七月三十日被派往西属摩洛哥，不过，只有九架安全到达目的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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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对购买第一批意大利飞机的情况作了下面这种描述：“当暴动发生因而必须建立一座从摩洛哥向半岛运送军队的空中桥梁时，意大利政府发出通知，购买飞机的协议应当与一九三四年[罗马]协议的某位签署者签订。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参与签订了罗马协议]、赛恩斯·罗德里格斯和顺苏内吉先生带着莫拉[将军]的具体指示火速赶往意大利至关重要。几乎就在佛朗哥将军授权的路易斯·安东尼奥·博林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购买战争物资的初步谈判。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在罗马会见齐亚诺伯爵，双［102］方商定了运输机的装运事宜。到八月一日，已经有十四架意大利的萨沃亚—马尔凯蒂式军用飞机到达纳祖尔[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接着，在八月二日，到达同一机场的飞机数量是二十四架。一九三四年的那份协议以这种方式履行了。”[29]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官方（亲佛朗哥）《西班牙圣战史》也声称，莫拉将军知道一九三四年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进行的谈判，因此，当博林的谈判遇到困难时，他要求戈伊科切亚赶往意大利首都协助已在那里的人。《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直到此时，由于不太了解军事叛乱的意义所在，意大利政府对于提供援助仍然心存疑虑。“已于一九三四年就一场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运动与齐亚诺达成协议的戈伊科切亚现身罗马消除了所有疑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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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期稍有出入，从四种原始资料中得到的上述证据反驳了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的证词。科特证词的大意是，意大利运送飞机的决定是在发生军事叛乱的七月十七日那一天之前做出的。[31]上述证据还证明，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对美国驻巴黎临时代办所说的那些话也没有根据，德尔博斯说：“至少早在七月二十日，驾驶着飞机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已经参战执行任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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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内容摘自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报告论述了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这段内容说明了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它还解释说，因为从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起，墨索里尼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如果欧洲爆发普遍的战争，法国从北非调兵的路线将受到威胁，所以，意大利的卷入对德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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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国都在试图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获胜，因此，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动乱中的利益一致。但是，虽然德国除此之外并不追求任何直接的外交利益，罗马却肯定要为将西班牙纳入其地中海政策的轨道而努力，至少也要为阻止西班牙与法国和/或英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努力。为此需要：佛朗哥的直接支持；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立足点，除非建立一个与意大利友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不会自动撤离这个立足点；佛朗哥对意大利的政治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新建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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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总体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意大利继续深度介入西班牙事务，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就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而［103］言，西班牙内战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作用相似，明显造成了大国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从而避免意大利落入西方列强的圈套并为它们的阴谋所利用。为在西班牙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使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天生的矛盾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西地中海的大国，意大利的地位与英国的地位发生了冲突。意大利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国并肩对抗西方列强是明智的——尤其是考虑到西欧与中欧之间未来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普遍谅解的理想时。在我看来，由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应当让意大利在它的西班牙政策中扮演主角，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以非常积极的友好态度协助执行这项政策，以免出现可能损害德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失败的形式还是以英意两国在战事继续胶着的情况下直接达成谅解的形式出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承担创造某种政治社会实体——迄今为止它背面贴着纯军事和否定性的反赤化标签——的艰巨任务方面一马当先，我们肯定没有理由表示嫉妒。……如果在法国南边出现了某种因素——一种妨碍法国从非洲调兵并在经济领域充分考虑我们的需要的因素，它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破除了西方列强的霸权，另一方面却与意大利结为盟友，迫使英法两国停下来思考，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因素值得期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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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大利干涉带来的利益，德国鼓励意大利在内战的过程中向西班牙大规模投入军事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转移了它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吞并这两个国家是希特勒的东欧计划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巧合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意大利——它曾于一九三四年挫败一场纳粹政变，保卫了奥地利的独立——默许的情况下，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深深陷入了西班牙内战，以致没有德国的帮助就无法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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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将德国的干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空军中队和炮兵、坦克部队，并不理睬向西班牙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他派驻佛朗哥将军方面的大使威廉·福佩尔建议：“为了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控制一半西班牙然后控制整个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师团和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师团，[它们]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指挥仍然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几个月后，即使派来更强大的部队，或许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了。”[34]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政策精明而且深谋远虑。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防止西班牙内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时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他希［104］望延长这场战争以使西欧各国继续存在隔阂从而将意大利更牢固地与德国绑在一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概述了他的战争计划并由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作了记录，正如他所透露的那样，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的彻底胜利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德国宁愿“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从而“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35]简单地说，正如格哈德·L.魏因贝格恰如其分地说明的那样：“一场佛朗哥无法迅速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正好符合希特勒所阐释的德国利益的要求。可以通过零零星星而非大规模地提供援助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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