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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国都在试图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获胜，因此，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动乱中的利益一致。但是，虽然德国除此之外并不追求任何直接的外交利益，罗马却肯定要为将西班牙纳入其地中海政策的轨道而努力，至少也要为阻止西班牙与法国和/或英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努力。为此需要：佛朗哥的直接支持；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立足点，除非建立一个与意大利友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不会自动撤离这个立足点；佛朗哥对意大利的政治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新建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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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总体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意大利继续深度介入西班牙事务，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就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而［103］言，西班牙内战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作用相似，明显造成了大国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从而避免意大利落入西方列强的圈套并为它们的阴谋所利用。为在西班牙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使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天生的矛盾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西地中海的大国，意大利的地位与英国的地位发生了冲突。意大利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国并肩对抗西方列强是明智的——尤其是考虑到西欧与中欧之间未来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普遍谅解的理想时。在我看来，由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应当让意大利在它的西班牙政策中扮演主角，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以非常积极的友好态度协助执行这项政策，以免出现可能损害德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失败的形式还是以英意两国在战事继续胶着的情况下直接达成谅解的形式出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承担创造某种政治社会实体——迄今为止它背面贴着纯军事和否定性的反赤化标签——的艰巨任务方面一马当先，我们肯定没有理由表示嫉妒。……如果在法国南边出现了某种因素——一种妨碍法国从非洲调兵并在经济领域充分考虑我们的需要的因素，它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破除了西方列强的霸权，另一方面却与意大利结为盟友，迫使英法两国停下来思考，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因素值得期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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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大利干涉带来的利益，德国鼓励意大利在内战的过程中向西班牙大规模投入军事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转移了它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吞并这两个国家是希特勒的东欧计划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巧合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意大利——它曾于一九三四年挫败一场纳粹政变，保卫了奥地利的独立——默许的情况下，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深深陷入了西班牙内战，以致没有德国的帮助就无法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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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将德国的干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空军中队和炮兵、坦克部队，并不理睬向西班牙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他派驻佛朗哥将军方面的大使威廉·福佩尔建议：“为了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控制一半西班牙然后控制整个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师团和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师团，[它们]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指挥仍然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几个月后，即使派来更强大的部队，或许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了。”[34]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政策精明而且深谋远虑。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防止西班牙内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时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他希［104］望延长这场战争以使西欧各国继续存在隔阂从而将意大利更牢固地与德国绑在一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概述了他的战争计划并由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作了记录，正如他所透露的那样，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的彻底胜利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德国宁愿“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从而“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35]简单地说，正如格哈德·L.魏因贝格恰如其分地说明的那样：“一场佛朗哥无法迅速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正好符合希特勒所阐释的德国利益的要求。可以通过零零星星而非大规模地提供援助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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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希特勒故意拖延西班牙内战，[37]安德烈·布里索在他那本关于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书里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德国的政策：“卡利纳斯的头脑里对希特勒西班牙政策的定位没有疑问，这种定位是持续向佛朗哥提供适度的援助——足以使其感恩戴德（允许德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并且阻止共和派获胜——但又不能多到使这位叛军首领迅速取胜。另一方面，希特勒希望‘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为的是达到一个双重目的：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听任墨索里尼越来越深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同时，促使其不停地加大赌注从而削弱意大利在欧洲大陆的实力，直到迫使其乖乖就范，在不可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首先接受德国吞并奥地利，然后接受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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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仅仅稍做犹豫便答应了佛朗哥将军恳请援助的要求，斯大林在采取行动之前却非常谨慎地动摇不定。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是苏联派往西欧的一名以海牙为总部的高级特工，一九三七年底叛逃西方，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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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三名西班牙共和国高级军官终于受到苏联的接待。他们是来购买战争物资的，他们表示愿意用西班牙的黄金支付巨额货款。……[为了]掩盖这笔交易，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个星期五，斯大林通过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向西班牙出口、转口或者运输各种类型的武器、军火、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共产国际的同路人及其唤起的民众私下里已经对斯大林没有立即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感到失望，现在又听说他要与莱昂·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同流合污。实际上，斯大林正在偷偷地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在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说]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任把守着地中海进出口的西班牙被罗马和柏林所控制。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和伦敦至关重要。不必公开进行干涉，而是巧妙地利用其作为军用物资提供者的地位，斯大林认为有可能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受他控制的政权。做到这些他就可以赢得法国和英国的尊重，争取由它们提出实际结成同盟的建议，然后，或者接受这个建议，或［105］者——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其潜在的既定目标，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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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斯大林关于干涉西班牙的中心思想。不过，他也是因为需要向苏联那些可能对他大规模清洗并且枪毙布尔什维克老战友不满的外国朋友做出交代而采取行动。西方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斯大林对权力的控制多么微妙，愿意为他那些血腥行为进行辩护的外国共产党人和国际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继续存在多么重要。一点也不过分地说，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可能使他失去他们的支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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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性文章，后来又于一九三九年出书揭露了一些事情。[41]由于此后他被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42]而且由于本书将多次引用他的文字，所以，引述下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段话引自受到广泛尊敬的著名苏联问题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克里维茨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神秘自杀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43]“[克里维茨基的]能力和智力确实出类拔萃。他断断续续地在[设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共产国际谍报组织、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所谓四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7）[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要职。……在这期间，没有什么人他没见过，没有什么秘密他没听说过。……[在他叛逃之前的]最后三年，克里维茨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对外部门工作，是令人生畏的西欧处的三位负责人之一。关于这个部门——它的任务和他的工作性质——外国几乎没有概念。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苏联整个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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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克里维茨基是江湖骗子的宣传运动成功地围绕着他制造了一种怀疑的气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多年以后仍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所提供的证据。例如，休·托马斯认为，在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的第一版中有必要提醒读者，“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除经证实之外应被认为带有偏见”，而且，“他那本书和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那些文章……可能是由某个著名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资助的”，[45]尽管在四年后出版的修订版本中，他把这种说法修改成为“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可以被接受，虽然他的细节有时不太准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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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这个僵化死板的人在写给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的一封信中说：“我恳求您不要关心仍在疯传的那些说法，它们大概的意思是，内格林的行为、[他]运送黄金[去莫斯科]及其[处理]共和国财政的方式是由苏联贸易专员斯［106］塔舍夫斯基的操控造成的。不过，仍有像博洛滕那样的绅士，他们拒绝抛弃投奔西方的苏联叛逃者所编造的传奇故事，这些叛逃者并不了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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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里维茨基的书籍和文章里存在着某些伊丽莎白·波列茨基——她是被暗杀的苏联特工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所谓的“错误和夸大之处”，[48]但是事实上，正如后来在他的书中显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是第一个揭露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К.别尔津将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苏联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活动的人，他还第一个揭露了国际纵队富有魅力的指挥官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的真实姓名。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更重要的仍然是，他还宣称，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寻求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同时，斯大林头脑里有一个替代方案——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克里维茨基进一步宣称，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斯大林就授权其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尽一切力量与希特勒达成一项秘密协议”。[49]尽管谈判没有结果，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仍在几年之后得到验证，虽然他的说法与苏联一贯热情支持集体安全的表态相抵触。欧洲最重要的苏联问题学者之一伦纳德·夏皮罗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这些非常秘密的谈判首先被克里维茨基揭露出来。现在，[德国外长]诺伊拉特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的一封私人信件证明，确实举行过这些谈判。这封私信清楚地显示，坎杰拉基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与德国达成一项协议进行了试探，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这份文件保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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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拉特在同一封信中解释了希特勒不愿开始谈判的原因：“说到与苏联政府开始会谈的可能性，我与元首的意见一致，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且正好相反，这种会谈顶多会被俄国人用来达到他们一直谋求的与法国建立某种更紧密的军事同盟的目的，如有可能，还要达到与英国进一步恢复友好关系的目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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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就开始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进行试探的说法不可接受。爱德华·哈里特·卡尔一九五一年写道：“许多苏联流亡者出版的书籍包含了一些对德苏秘密关系，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德苏关系耸人听闻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经常相互矛盾而且尚未得到可靠证据的证实。”[52]因此，回忆深谙内情的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将是十分有趣的，这篇文章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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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似乎觉得一个成功进行谈判的有利时机正在来临。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可以用德国以优惠的条件新增了对苏联的贷款这一事实来解释。于是，人们立即在政治局听到了斯大林［107］十分招摇的声音：“好啦，如果希特勒给了我们这些贷款，我们怎么还能认为他要对我们发动战争？”决定向苏联提供贷款确有其事，但是，其他问题仍没有变化。不过，斯大林充满信心而且不会放弃。一九三六年秋天，斯大林好像再次认为希特勒将同意谈判。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仔细审查了预备好的所有资料。……为谈判进行准备的工作交给了苏联贸易代表坎杰拉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柏林]常驻代表。……一九三七年春天，坎杰拉基与前面提到的那个国际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起前往莫斯科。当他们到达那里时，政治局的气氛为之一振；所有人都在谈论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将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欧洲，希特勒和斯大林将要玩弄一个大花招。现在还不能说最终谁将骗到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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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些幕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苏联还是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如克里维茨基所说是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也不能断言他仅仅是把这一选择当作集体安全万一无效所采取的预备措施。我们知道，集体安全肯定无效，而且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造成其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支持，因为，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内心担忧：集体安全可能导致与德国的战争，纳粹政权的垮台将使欧洲布尔什维化。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另外几次左右了欧洲形势的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政策的根源正是这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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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大林对在西班牙冒险的小心谨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苏联大炮、坦克和飞机才与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一起到达西班牙。尽管所有说法恰恰相反，但是，正如我在战后得以与之随意交谈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等高级军官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是在那之前到达的。例如，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第一批苏联轰炸机、坦克和大炮十月到达西班牙，第一批战斗机十一月二日到达西班牙。这一情况后来得到共产党控制的第五团指挥官胡安·莫德斯托的证实。莫德斯托写道，第一批苏联坦克十月下旬到达，十一月，苏联飞机“结束了德国和意大利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西班牙首都的局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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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了估计运往西班牙的苏联武器总数。一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原始资料说：“苏联送给西班牙政府八百零六架军用飞机，主要是战斗机，三百六十二辆坦克，一百二十辆装甲车，一千五百五十五门大炮，大约五十万支步枪，三百四十支榴弹发射器，［108］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三挺机关枪，十一万多颗炸弹，大约三百四十万发子弹，五十万颗手榴弹，八亿六千二百万个弹壳，一千五百吨黑色火药，鱼雷艇，防空探照灯装置，汽车，无线电台，鱼雷和燃料。这些战争物资没有全部到达目的地，因为……苏联从其他国家租用的一些船只被意大利人击沉或者进入叛军控制的港口。”[55]同样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另一份原始资料提供了内战期间苏联“设法运往”（“удалось направить”）西班牙的武器的以下分类（根据由苏联军事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六百四十八架飞机，三百四十七辆坦克，六十辆装甲车，一千一百八十六门大炮，两万零四百八十六挺机关枪和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一十三支步枪。[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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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西班牙的其他军事援助，左派控制区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证实，在九月份的下半月，“国防部出现了一些苏联将军和军官，据说他们是‘军事专家’而且被称为‘友军顾问’”，接着，从那一天开始，轻型武器陆续到达。[57]另一方面，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与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关系密切的比森特·罗霍说：“具有作战能力的苏联专家在第一批武器运到之前于十月份到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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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俄国人没有向西班牙派遣苏军地面部队，但是，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国际纵队的第一批部队便参加了军事行动。国际纵队由共产国际倡议组建，[59]据加里波第（18）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说，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60]另外，化名加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路易吉·隆哥——他是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多年后接替去世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成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批五百名志愿人员到达他们的训练基地阿尔瓦塞特。[61]据苏联方面估计，可能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多达四万两千名反法西斯人士作为志愿者前往西班牙。[62]志愿者当中有一些俄国流亡者，主要是居住在法国的俄国流放者，据苏联作家Л.К.什卡伦科夫说，他们“并不隐瞒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这一事实，他们想为自己赢得原谅和返回祖国的权利”。[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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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武器及其手下一些最好的外国干部的过程中，斯大林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严重的冲突。克里维茨基证实，斯大林“特别告诫他的政治委员，为了消除使苏联政府卷入战争的一切可能，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以非官方的名义秘密进行。由这些政治委员传达下去的他在那次向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发号施令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远离炮火！’（подальше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го огня）”[64]不［109］过，在地理上距离战场如此遥远的苏联具有严重的后勤问题，因此，它在向西班牙供应武器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任何飘扬着苏联或者共和国国旗的船只都有可能受到法西斯潜艇或飞机的攻击，从而被佛朗哥击沉或掳走。”前面援引过的一份苏联原始资料写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苏联船只受到八十六次攻击。‘共青团号’‘季米里亚泽夫号’和‘布拉戈耶夫号’被击沉，‘彼得罗夫斯基号’‘第二个五年计划号’‘联盟舵手号’和‘斯米多维奇号’被掳走并被带到叛军所控制的港口。无论飘扬着什么旗帜的船只，只要怀疑船上装载着苏联运往西班牙共和国的货物，法西斯分子就会攻击并且击沉它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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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尽管斯大林起初希望共和派军队迅速获胜，但他最终作出判断，将这场战争拖延下去有利可图。据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一九三七年夏天，一位从莫斯科返回西班牙的苏联将军告诉他，政治局对西班牙采取了一种策略。“在那之前，”奥尔洛夫写道，“政治局的政策是，用武器装备、飞行中队和坦克部队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迅速战胜佛朗哥。但是，政治局现在[已经]得出结论，如果交战双方都不能取得压倒优势，如果西班牙内战尽可能长期打下去从而使希特勒更长久地陷在那里，对于苏联更加有利。……政治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让[我]大为震惊，它想让西班牙人民长期流血以赢得时间。”[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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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难以想象苏共政治局的马基雅维利式计谋能让奥尔洛夫这样一个冷酷老练的特工大为震惊，但是，他对斯大林决定尽量使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说法符合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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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2页。关于一项在大量德国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基础上对内战爆发最初几天佛朗哥将军争取获得希特勒援助的努力所作的认真细致的研究，见安赫尔·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12—401页。据比尼亚斯说，希特勒在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夜间决定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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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为西班牙作战：神鹰军团的故事》，第22—29页；武尔夫·布莱，《西班牙飞行员的书》，第23—27和31—32页；马克斯·霍约斯，《佩德罗和巴勃罗们：在西班牙飞行、生活和作战》，第15—22页；奥托·申普，《专制的西班牙》，第69—71页；鲁德·施塔赫，《执行秘密任务的军队》，第10—26页；汉内斯·特劳特洛夫特，《在西班牙当战斗机飞行员》，第29页；德国报刊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民族观察家》。根据上面提到的德国报刊所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德国派出了第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它编制完整，由两个坦克连和一个运输连组成，除了参加战斗之外，还为西班牙人建立了一所学校，教他们使用装甲车辆、枪支大炮和火焰喷射器。根据同一报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支由战斗机、驱逐机和侦察机组成的完整的空军部队到达西班牙，另外还有情报人员和防空部队。在上面提到的《国防军》特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施佩尔将军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六千五百名德国“志愿军”到达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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