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2353

1706402354 [21]何塞·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国际通讯》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33—139页。另请参阅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84—185页。

1706402355

1706402356 [22]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88页；迪亚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工人世界报》上的文章，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199页。

1706402357

1706402358 [23]迪亚斯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发表的演说，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15页。

1706402359

1706402360 [24]见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八日至十一日、十三日和十五日至十七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何塞·布列霍斯（前共产党书记）《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1918—1938》，第189—190页。

1706402361

1706402362 [25]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168页。

1706402363

1706402364 [26]实例见弗朗切斯科·贝尔福特将军《西班牙内战》，第三卷，第28页；圭多·马蒂奥利，《空军在西班牙》，第22—28页；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武装力量》（意大利陆军部的官方刊物）。根据最近公布的文件，一九三六年九月，意大利军舰在保卫马略卡岛以及占领毗邻的伊维萨岛的战斗中援助了佛朗哥将军的军队。至于意大利的地面部队，第一批三千人的黑衫党志愿军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才离开意大利（见德国驻罗马大使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69和173页）。不过，意大利的大炮、高射炮和装甲车已在九月底运到西班牙（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316页）。约翰·F.科弗代尔的《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一书最详尽地讨论了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将军的所有问题。

1706402365

1706402366 [27]罗伯托·坎塔卢波，《这就是西班牙》，第63页。

1706402367

1706402368 [28]路易斯·博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第53和159—172页。关于佛朗哥将军签署的那份文件的影印件，见博林《西班牙：重要的年代》，第38与39页之间的插页。

1706402369

1706402370 [29]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13页。

1706402371

1706402372 [30]华金·阿拉拉斯编，《西班牙圣战史》，第三卷，第126页。博林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谈判期间戈伊科切亚出现在罗马。对墨索里尼最初不愿介入西班牙内战的精彩描述，见科弗代尔《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第68—88页；另外，一份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档案馆的关于戈伊科切亚访问罗马的鲜为人知的匿名报告的完整文本，见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308—310页。根据这份报告，意大利人要求为十二架萨沃亚式飞机预付一百多万英镑，这笔钱可以由西班牙著名金融家和“走私犯”胡安·马奇支付。

1706402373

1706402374 [31]皮埃尔·科特：《叛国行径的胜利》，第340—341页。

1706402375

1706402376 [32]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二卷，第467页。

1706402377

1706402378 [33]《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70—173页。科弗代尔的《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讨论了意大利干涉的动机，见第74—84页。

1706402379

1706402380 [34]《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55页。无法确定福佩尔还提出过多少这种建议，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福佩尔要求派三个师的德国军队未果（格哈德·L.魏因贝格，《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第297—298页）。

1706402381

1706402382 [35]《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37页。

1706402383

1706402384 [36]格哈德·L.魏因贝格，《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1937—1939》，第143—144页。

1706402385

1706402386 [37]魏因贝格在《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1937—1939》中（第144页注释5和注释8）引述了两个例证，例证一：“科弗代尔[《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第164页]坚持认为，‘希特勒也许没有做过一定要使西班牙内战早点结束的事情，但也决不能说他想要故意延长它。’”例证二：“曼弗雷德·默克斯在《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1936—1939》（第二版，波恩：罗尔沙伊德出版社，1969）的第102页上写道，在西班牙的德军指挥官所提出的那些旨在帮助佛朗哥取得速胜的建议使‘德国想要一场长期战争’的论点‘不攻自破’，这种论点……建立在把战场指挥官——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士兵死于一场拖延的战争——的建议与希特勒更宏观的目标混为一谈的基础上。”魏因贝格在其更早的那部著作中（《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第299页，注释149）阐述道：“由于默克斯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政策的基本方针，他断言（《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第127—128页），那些接受哈塞尔备忘录观点的人产生了误解；实际上，产生误解的是默克斯自己，正如德特威勒已经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佛朗哥与直布罗陀》，第141—142页，注释31）。”受到默克斯误导的历史学家应该认真读一读魏因贝格提到的这条长长的注释。这部完整的参考书是：唐纳德·S.德特威勒，《希特勒、佛朗哥与直布罗陀》（威斯巴登：弗朗茨·施蒂纳出版社）。

1706402387

1706402388 [38]安德烈·布里索，《卡纳里斯》，第172—173页。

1706402389

1706402390 [39]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希望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目标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很久就已确定。见其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先驱报》以及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几篇文章。

1706402391

1706402392 [40]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80—81页。

1706402393

1706402394 [41]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和三十一日、四月十五日和二十九日《社会主义先驱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六月十七日和十一月四日《星期六晚邮报》；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

1706402395

1706402396 [42]实例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新大众》以及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邮报》对所有这些指控的答复。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艾萨克·唐·莱文写道：“谩骂活动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致发表的某些说法断言克里维茨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所以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文学人物。社会主义刊物《新领袖》以及类似的报刊作为反证报道的事实好像一种旷野呼告的声音。苏珊·拉福莱特指出，当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宣布与斯大林决裂时，共产党的报刊以沉默对待他。她强调了克里维茨基最初那份公开声明的开头部分：‘署名人，塞缪尔·金斯伯格，生于苏联，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本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政治化名瓦尔特……’还强调了它的署名：‘塞缪尔·金斯伯格（克里维茨基）。’另一些人——例如托派刊物《社会主义魅力》的编辑马克斯·沙赫特曼——提醒人们注意，用‘什梅利卡’称呼塞缪尔就像希特勒分子把他说成‘一个肮脏的犹太人’一样，同时还向[共产党的]《新大众》的主要编辑阿贝u·马吉尔、约瑟夫·诺思、西奥多·德雷珀、罗伯特·福赛思、约瑟夫·弗里曼、迈克尔·戈尔德和威廉·格罗珀提出挑战，要揭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包括中间名’。”（艾萨克·唐·莱文，《历史见证人》，第186页）

1706402397

1706402398 [43]对克里维茨基事件精彩但却并不总是观点一致的描述见保罗·沃尔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公益》上的文章；弗洛拉·刘易斯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戈登·布鲁克—谢泼德，《暴风雨中的海燕：第一批苏联叛逃者的飞翔》，第141—181页；莱文，《历史见证人》，第182—200页；维克托·谢尔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74页和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伊丽莎白·K.波列茨基的丈夫伊格纳斯·赖斯，化名卢德维克，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欧洲与克里维茨基密切联系的主要特工，叛逃后于一九三七年在瑞士被暗杀。波列茨基本人认识克里维茨基，在她的书里多次提到后者。与克里维茨基的另外一些熟人和朋友不同，她认为，他确实是自杀的（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70页）。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曾任列宁的秘书和共产国际第一书记，不久之后与苏联领导人决裂（见伯特伦·D.沃尔夫的文章，《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与弗·伊·列宁》，载一九六四年夏季刊《安蒂奥克评论》），她告诉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的妻子埃拉·沃尔夫，就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之前，克里维茨基在纽约对她说，如果听说他自杀，她应当知道，他是被“自杀”的（埃拉·沃尔夫一九七九年向我提供的信息）。

1706402399

1706402400 [44]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先驱报》。尼古拉耶夫斯基与克里维茨基熟识这一事实有助于增加他的陈述的可信度。另请参阅保罗·沃尔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原书误为二十九日——译注）《公益》上的文章，沃尔与克里维茨基也很熟悉。克里维茨基说他的正式职务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或所谓四局）西欧处处长（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75页），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叛逃时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海牙的“特派员”，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西欧处处长的尊贵头衔是在美国造势宣传的一部分，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艾萨克·唐·莱文想必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据伊丽莎白·波列茨基说，“不能用英语写作的”克里维茨基“必须依靠捉刀人”（波列茨基，《我们自己的人》，第270页）。正如尼古拉耶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确实曾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这得到了波列茨基的证实，但是她还说，“无论四局[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不曾有过一个集中掌控欧洲间谍活动的职位。各个国家的特派员有一个由其完全负责的区域。克里维茨基只是在莫斯科轮流负责过‘中心’或总部，不是任何西欧地区的负责人”（《我们自己的人》，第139页和第148页注释2）。在为他的书所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克里维茨基被描述成一个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军。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作家兼记者戈登·布鲁克—谢泼德写道：“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决不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将军。……他在那个部门工作多年级别很低，但在一九三三年或是一九三四年从那里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波列茨基说，因为在四局工作过，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了一个负责人的职位（《我们自己的人》，第185页，脚注1）。]这个职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特派员’，负责与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叛逃为止。众所周知，他本人因被贴上将军的假标签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那好像是在美国为他的书造势宣传的一部分。”（布鲁克—谢泼德，《暴风雨中的海燕》，第154页，注释3）。关于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情况，见约翰·巴伦，《克格勃》，第15和343—345页；戴维·J.达林，《苏联的间谍活动》，第4—5页；理查德·迪肯，《俄国谍报史》，第223—225页；彼得·德里亚宾，《可怕的监视者》，第215页；《麦克劳希尔俄罗斯和苏联百科全书》，第245—246页。

1706402401

1706402402 [45]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第263页，注释1。感谢约翰·阿姆斯登向我提供了他未发表的文稿《克里维茨基》的副本，在这部文稿中，他评论了许多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包括托马斯）对待克里维茨基的态度。这份文稿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 上一页 ]  [ :1.7064023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