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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克里维茨基发表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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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伦纳德·B.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第485页，注释2。夏皮罗为得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这份文件的副本向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表示感谢。我也十分感谢埃里克森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份参考资料以及另外一些与坎杰拉基的试探有关的重要参考文件，即，日期注明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和二十日的名为“坎杰拉基使命”的文件，德国外交部档案胶片系列1907H/429294—324（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我还要感谢他引起了我对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气势恢宏的著作《苏联最高司令部：一部军事—政治史，1918—1941》的注意，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苏德之间的秘密谈判以及坎杰拉基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第396—397、432、453、458和464页以及第731页，注释79）。这些重要文件为什么没有被包括在官方公布的《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1950）中——因为与所有已经公布的文件相比这些文件最适合公布，没有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粗心大意把它们漏掉了，还是在进行挑选时认为它们会让苏联政府太尴尬？在我看来，夏皮罗所提到的某位权威人士就二月十一日那份文件说明的理由（因为“通常它被归入‘贸易谈判’类的文件而没有人给予多大注意，另外，无论如何，谁会知道坎杰拉基这个名字？”所以，“把它从文件集中去掉——或者漏掉——了”。）根本不能令人满意。一九六二和一九六六年，两卷德国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的第四卷和第五卷）公布，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坎杰拉基及其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和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与德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文件。一些文件透露了苏联要求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愿望（《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四卷，第28—29、453—454、783—784、870—871和967—972页；第五卷，第488—491、512和571—573页），但是没有像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那份文件一样重要的文件，最终，它在一九八三年——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那一卷文件公布三十三年后——公诸于世（《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C辑，第六卷，第403—404页）。人们在一九四五年落入盟国之手但是直到一九六三年仍未公布的德国档案中所发现的另一些文件（一九六三年十月号《概述》杂志）披露了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官员叶夫根尼·格涅金与纳粹党（APA）国外政治事务部门的官员迪克森（不要与冯·迪克森弄混了）之间的会谈，会谈期间，据文件记载，格涅金“表达了他对两国……不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的遗憾”并且说，他来德国“带有研究改善两国关系可能性的特殊使命”。格涅金还意味深长地说明，尽管“共产国际与苏联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现实政策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概述》杂志提供的这些文件的来源是外事部东方处EAP250—d—18—15，可以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T81/14缩微胶片上找到。关于以官方文件为依据的与坎杰拉基和苏联改善与德国的政治关系的尝试有关的附加信息，见卡尔海因茨·尼克劳斯《苏联与希特勒的上台》，第十四章，“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桥梁”，第182—199页；另外，与一九三九年纳粹—苏联条约的由来有关的更多信息，见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40—249页和费希尔给亚历山大·达林的答复，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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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83），C辑，第六卷，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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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爱德华·哈利特·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苏关系，1919—1939》，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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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先驱报》。在其发表于《星期六晚邮报》（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一篇文章里，克里维茨基声称，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坎杰拉基随身带着与纳粹政府的“协议草案”来到莫斯科时，他正在那里。考虑到前面引述的诺伊拉特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沙赫特的信中透露希特勒对苏联的姿态表示怀疑的那一段内容，这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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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235—236页。另请参阅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回忆录二：共和国与西班牙内战》，第332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69页；伊万·M.迈斯基，《西班牙笔记本》第116和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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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29—330页。关于攻击并且击沉苏联船只的情况，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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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3—1982），第二卷，《战争前夕》（1974），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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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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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比森特·罗霍将军，《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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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见马努伊尔斯基向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收入《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和明天：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报告和演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第5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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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共产党“契卡”的罪行》，第30页。对于研究国际纵队，它的起因、它的招募、把它送往西班牙以及它的人数，R.丹·理查森的《共产国际的军队：国际纵队与西班牙内战》一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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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路易吉·隆哥，《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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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见苏联科学院的《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70页。这份文件写道：“各种史料对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国际志愿人员的总数作出了不同的估计。最经常被提到的统计数字是三万五千人，尽管像共和国军队第三十五师师长瓦尔特将军（卡罗尔·斯维尔采夫斯基）那样善于思考、称职胜任的军事指挥官认为四万两千人是一个相当可信的数字。他把统计的困难归因于阿尔瓦塞特训练基地和国际纵队本身缺乏人员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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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Л.К.什卡伦科夫，《白俄侨民的痛苦挣扎》，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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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80页，另请参阅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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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12—313页。关于攻击苏联船只的更多信息，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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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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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原书误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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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l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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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章［110］ 将革命伪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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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卷入一场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可能因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强势地位威胁到它们的地中海利益而被迫放弃不干涉政策之前，苏联的援助仅限于支持反佛朗哥势力的抵抗行动。此外，苏联小心翼翼地不去影响革命左派，也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在世界各地那些共产国际正在谋求其支持的阶层当中重新引起恐惧和反感，而这正是苏联一直万分焦虑地竭力避免出现的情况。这将给法国的人民阵线致命一击，在那里，人民阵线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越来越严重；[1]而在其他国家，这将使与温和党派建立某种合作基础的一切努力白费功夫，特别是在英国，那里的共产党人为组成人民阵线而开展的活动受到来自工党的抵制。[2]“法国的人民阵线已经击退了法西斯反动派并且坚持为了和平与苏联结盟的政策。”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写道，“如果我们能够在英国做到同样的事，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反对联合的邪恶势力，如果我们能够缔结一项与法苏条约相应的英苏条约，那么，我们就能建立一条可以遏制法西斯的战争攻势的战线。”[3]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共产国际就试图把反对佛朗哥将军的斗争解释成为一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以向外界最大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这场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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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四十年后，一名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概括性地描述了共产国际及其西班牙支部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困境：“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只能通过歪曲事实解决使其进退两难的那些问题。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发生的事情——消灭雇主和神父，没收企业和土地，工人管理，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民集体化，工人民兵和人民法庭——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终归不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11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蒙昧残余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合法政府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是一场西班牙国家与纳粹入侵者的斗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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