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2767
1706402768
此外，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与具有稳固的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尤其是严格的纪律的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已经不是对手。据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真理报》的负责人埃托雷·万尼说，共产党的纪律“被狂热地接受，以致人们立即变成了工具，从而形成了我们的力量。面对战争的需要，家庭，个人，一切东西都不复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党——党无时无处不在”。[12]
1706402769
1706402770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行为准则中，不择手段和极权主义本质成为其政治［127］成功的主要因素。杰拉尔德·布雷南写道：
1706402771
1706402772
[共产党人]不能理性地讨论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顽固的极权主义气息。他们的权力欲贪得无厌而且完全不择手段。对于他们来说，打赢内战意味着为共产党赢得权力。……不过，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没有道德底线或政治操守。他们的机会主义涉及方方面面。只要出尔反尔保证获利，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纲领，就像利用无产阶级对付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打算利用中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肯定有助于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自己过去许多信条的背弃仍然让人想起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壮举，为了更有利于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些传教士隐瞒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迹。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对比。因为他们忠于一个组织而不是一种思想，忠于一个外国教皇而不是一个民族群体，他们遵循的是罗耀拉（21）所开创的道路。他们对西班牙的影响也非常相似。正如耶稣会士从莱内斯（22）时期起就已背弃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的苦行神秘运动并且拼命将一切都变成盲目的服从和奉献一样，共产党人表明，他们不喜欢伴随着革命而产生的极度的情感释放。他们不赞成一切冲动，无论是情感失控还是情感所造成的失控，因此，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情感释放采取严格的实用主义态度。[13]
1706402773
1706402774
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无法与组织稳固的共产党对抗，外国共产党的精英出谋划策指导并且加强了共产党的组织。“在为自由主义者辩护的同时，应当清楚地说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成员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严重影响政治生活的不仅是教育的缺失，而且还有陈腐过时的教育，这种教育几乎不传授科学知识并且一直被教会所垄断（尽管有人努力推广教育，例如中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23）和无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24）），使受教育的人能力低下。”[14]即使确如洛伦索所说，内战爆发初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马德里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它这种并不稳固的支配地位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5]他证实，由于不打算夺取政权，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它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或马拉加所拥有的那种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因此，它不能大权独揽地指挥军事行动、领导警察和司法部门或者改变经济结构。“结果，马德里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各种意识形态群体形成了一个个国中之国。每个国中之国都有自己的民兵、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自己独占的建筑物、［128］自己的食品和军火库；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打仗并且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行动。……[共和国]政府无法履行统一的职责。由于事实证明社会党人太缺乏活力以致无法承担这一责任，由于共和派因其信条、因其坚决反对独裁专制而不能或者不愿承担这一责任，其他党派理所当然将取而代之。这个党派就是共产党。
1706402775
1706402776
“从一开始斯大林分子就创建了一种军事组织。他们遵守纪律的军队等级森严，配备了完善的后勤供应，因此很快显示出对于其他民兵武装的优势。……九月和十月，他们从共和派手中夺取了控制权并且吸引其他党派跟随其后，俨然首都最有力的保卫者。”[16]
1706402777
1706402778
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洛伦索坚持认为，只要百分之九十的民众赞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宣传的思想，西班牙就可能发生一场自由主义革命。但是，他承认，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怀有敌意的社会政治团体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追随者。
1706402779
1706402780
因此，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必须对许多人采取强制措施，阻止他们进行破坏，阻止他们造谣诽谤，阻止他们制造混乱：必须逮捕他们的首领，解散他们的组织，查禁他们的出版物。也就是说，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将意味着建立某种自由共产主义专政；这将意味着否定……所谓“共产主义与各种政权背道而驰，它反对一切压制行为，不设警察和军队”。这将意味着重建国家，把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种管理其他人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将会变得越来越专制并且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已经明确指出了权力的危险并且解释了国家的起源。）
1706402781
1706402782
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上的考虑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的忠诚没有使西班牙自由主义者退缩的话，他们实际上有可能掌握政权吗？这一点非常令人怀疑。……只有执行铁一般纪律的政党才有可能掌握政权，那是一个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党，它有一个革命的参谋部，有权力集中、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和决不妥协的思想路线，作战团队拥有不容置疑的指挥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判断行动，领导人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各地区联合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同样，在各地区联合会的内部，地方协会和分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为了做出一项大家普遍接受的决定……积极分子必须全力以赴，发表演说，私下接触，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四处活动。自由主义者对投票表决极为反感；他们追求的一致同意需要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在这些条件下，纵使其“领导人”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怎么可能掌握政权？[17]
1706402783
1706402784
［129］当革命爆发时，社会党很可能仍然是首都马德里和新旧卡斯蒂利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被共产党公开和暗中的背叛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消极被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一位曾经深受共产党影响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暮气沉沉相比，我很欣赏共产党人的朝气蓬勃。”[18]另一名社会党左派人士写道：“我对社会党在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行使职权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我的同志托雷斯是社会党青年组织的资深成员，他最近加入了共产党。”[19]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社会党温和派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编发了一群社会党人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将要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的政党在各条战线没有显示出活力。[20]
1706402785
1706402786
社会党人陷入了派系纷争。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温和派所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与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地方组织势不两立。“各省的组织和部门自行其是。”左派控制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的卡瓦列罗派领导人之一文塞斯劳·卡里略证实，“马德里的党组织只与一些向其请示的地方组织和支部保持着联系。”[21]“内部纷争表明，”著名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写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已经衰弱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在后方，像在前线一样，最大胆、最狂热和最不择手段的人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让他人感到他们的影响，并显示着自己的个性。”他在后面证实：“具有这些道德品质和多变性格的人没有谁留在社会党内。另一方面，共产党内充满了他们这种人。”[22]
1706402787
1706402788
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之一，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论及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时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的自相残杀。今天我们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明天我们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另一方。于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每天我们都在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最终导致他们互相残杀，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了相当成功的策略。”[23]
1706402789
1706402790
在大有希望的情况下，共产党发起的吞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开始了。当然，他们迅速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扩大其对左派的优势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心烦意乱；因为，如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当内战之前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时，他可能以为他有能力兼并他们，[24]绝没有料到被兼并的是他自己的追随者。内战爆发没几天，当此前一直坚定支持他的拉斐尔·比迭利亚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130］地方组织与共产党的加泰罗尼亚支部以及另外两个组织联合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该党接受第三国际的纪律约束[25]并将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分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6]——时，他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是，在左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社会党左派的大本营马德里，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势力的威胁全方位地显示出来。由于社会党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大批得不到本党派指示的社会党左派工人在共产党的活力及其拉拢手段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27]他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并且开始加入竞争对手的队伍。更糟糕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在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中最信任的一些助手秘密或者公开地转身投靠了共产党人。这些人包括外交部长和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副主席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社会党工会组织司库费利佩·普雷特尔；[28]以及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29]和弗朗西斯科·蒙铁尔，他们都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1706402791
1706402792
一九三七年三月，蒙铁尔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一个组织，多年来始终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几乎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独一无二的领头羊，因为自己的错误四分五裂趋于毁灭；另一个组织，最初由少数人所组成，但是，七月十八日以后，它却在无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引下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动力和西班牙人民实际上的带头力量，对此进行思考让我们这些几周之前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感到惊讶。”[30]
1706402793
1706402794
有损拉尔戈·卡瓦列罗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更重要的新情况是他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31]失去了权威。在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前，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与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起商定了两个组织的合并方案。[32]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九三七年声称，在内战即将爆发之前，联盟成员已从合并时的（据他提供的统计数字）四万人增加到了十五万人，[33]一九三七年四月继续增加到三十万人。[34]
1706402795
1706402796
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密战友兼顾问——或者像其对手形容的那样是“幕后操纵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这一合并的准备工作［131］在他的姻兄弟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家里进行。[35]“我在马德里住他楼上，因此看到社会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常来他家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会面，后者是个名叫[比托里奥·]柯多维拉[36]的人，当时在西班牙引人注目，他使用梅迪纳这个化名，说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南美口音。……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了莫斯科的朝圣之旅；在那里，为把青年社会党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新一代拱手交给共产主义达成了协议。”[37]尽管阿拉基斯塔因当时肯定赞成进行这些谈判，但在内战爆发后他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他的默许。
1706402797
1706402798
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内战爆发之前，阿拉基斯塔因和拉尔戈·卡瓦列罗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保持着热情友好的关系。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支持共产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曾经是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据他说，一九三四年左派叛乱失败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去监狱探望卡瓦列罗。他写道：“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热情友好的阶段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苏联的支持。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最有名的卡瓦列罗派人士保持着友好关系，例如阿拉基斯塔因、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等等。尽管卡瓦列罗在[他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忘了说，[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叛乱失败后]他经常在狱中接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其中包括梅迪纳（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后者总是由阿拉基斯塔因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陪同。一九三四年以前，他在劳动者总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他们。……他被释放之后，会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进行。”[38]
1706402799
1706402800
至于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两党青年组织的合并，尽管后来所有的说法都截然相反，拉尔戈·卡瓦列罗鼓励推进了这次合并，[39]即使以下情况确有其事：合并进行之前，双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形式进行。[40]但是，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整合工人运动的政策推动下，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迅速进行，并没有召开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41]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反对合并，因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规模小得无法与他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相比，据估计，与后者的五万名成员形成对照，前者只有三千名成员；[42]而且因为他相信，他可以通过其支持者控制统一后的工人运动。结果，事与愿违，他被无情地欺骗了；因为，内战爆发没几个月，此前一直狂热崇拜他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43]——被人称为宠儿（niño mimado）的社会党领导人，总是讨人喜欢地自称“小圣地亚哥”[44]——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另外几名前领导人一起悄悄加入了共产党。[45]包括卡里略在内，他们中［132］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46]（卡里略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并在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以这一身份回到西班牙）并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变成了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后盾之一。
1706402801
1706402802
当以卡里略为首的一批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透露出他们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消息时，后者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卡里略本人证实：“……听我们说了之后，他眼含热泪说道：‘从现在起，我再也无法相信西班牙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真正力量。这支力量正在离他而去。他是真诚的，因为他相信，领导西班牙革命是他的任务。但他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显示了他的悲伤。”[47]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后来对一位关系密切的合作者说：“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孩子。我决不会忘记共产党人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48]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他也发泄了自己的怨恨：“在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中，不乏圣地亚哥·卡里略那样的犹大，他们千方百计搞了一次假合并，成立了他们所谓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后来，当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时，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叛徒嘴脸。”[49]
1706402803
1706402804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承认自己在内战初期曾经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在评论这次背叛时回忆说：“一群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领导人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一起加入共产党。……我认为非常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竟能发生……我后来得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除外，他们采取每一步行动都通知他。他们一伙还得到了我们习惯称之为‘莫斯科眼线’的那个人的指点，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50]
1706402805
1706402806
多年以后卡里略承认，甚至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他就受到柯多维拉的影响。“那时我已认识他。”卡里略告诉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我必须说，柯都维亚（原文如此）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感谢他。”[51]
1706402807
1706402808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卡里略加入共产党。[52]他从前的好友费尔南多·克劳丁是内战期间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而且是有关问题的权威人士。克劳丁写道：“正如当时他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卡里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刻，当敌军攻打首都脆弱的防线时，社会党显得无能为力。它的全国和地方领导人放弃首都逃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则坚持继续留在那里，为人们树立了某种榜样。”他在后面又写道：“[作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他成为一个显要的人物，但是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职务几乎可以忽略不提。……他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个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他不属于决定重大问题的核心集团，那个集团由共产国际代表……［133］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前者是苏联（在外交、军事和情报方面）的高级代理人。”[53]
1706402809
1706402810
为了充分了解未来的事态发展，有必要在此强调莫斯科的国外代理人——他们称之为共产国际“代表”或“讲师”[54]——当时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行使的权力。用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阿根廷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是“党的真正首脑”。[55]此外，据曾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红色阵线报》任职并且认识柯多维拉的前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说，内战之前柯多维拉“在政治上清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用“顺从其旨意的人”取而代之。[56]据同一位知情人说，保加利亚人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得以幸存的列宁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是斯大林的好友，他也在西班牙，使用莫雷诺这个化名，认识他的拉维内斯形容他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各种骗局和花招的总导演。他的话被当作圣旨，仿佛斯大林亲自授意一般”。[57]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在西班牙活动，特别是在柯多维拉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离开以后。与斯特凡诺夫一样，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他一九二五年逃出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二战之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这时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指导战略部署并且多次为何塞·迪亚斯和热情之花撰写演说稿。[58]陶里亚蒂使用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和阿尔弗雷多，与斯特凡诺夫一起在西班牙一直待到内战结束。
1706402811
1706402812
陶里亚蒂是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这一点得到了坚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恩里克·利斯特的证实：“他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毫无怨言地服从他。”[59]
1706402813
1706402814
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叛逃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派往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与我一起……在西班牙，当时他是我的好友。他代表莫斯科领导西班牙共产党并且指挥共产党的民兵武装。……[现在担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能干的那个人——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60]此外，在曾于一九三八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盖茨看来，“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在西班牙权力最大的人物。他负责制订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体政策。……法西斯分子叛乱之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的意见和领导。……陶里亚蒂非常善于出谋划策，他也许是最能干的共产党人”。[61]
1706402815
1706402816
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样对陶里亚蒂赞誉有加，一九七一年，这位流亡［134］中的共产党书记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和名副其实的导师。”[62]“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九七四年，卡里略对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说，“我认为他是最有教养和才华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63]
[
上一页 ]
[ :1.7064027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