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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承认自己在内战初期曾经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在评论这次背叛时回忆说：“一群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领导人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一起加入共产党。……我认为非常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竟能发生……我后来得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除外，他们采取每一步行动都通知他。他们一伙还得到了我们习惯称之为‘莫斯科眼线’的那个人的指点，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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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卡里略承认，甚至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他就受到柯多维拉的影响。“那时我已认识他。”卡里略告诉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我必须说，柯都维亚（原文如此）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感谢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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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卡里略加入共产党。[52]他从前的好友费尔南多·克劳丁是内战期间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而且是有关问题的权威人士。克劳丁写道：“正如当时他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卡里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刻，当敌军攻打首都脆弱的防线时，社会党显得无能为力。它的全国和地方领导人放弃首都逃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则坚持继续留在那里，为人们树立了某种榜样。”他在后面又写道：“[作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他成为一个显要的人物，但是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职务几乎可以忽略不提。……他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个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他不属于决定重大问题的核心集团，那个集团由共产国际代表……［133］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前者是苏联（在外交、军事和情报方面）的高级代理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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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了解未来的事态发展，有必要在此强调莫斯科的国外代理人——他们称之为共产国际“代表”或“讲师”[54]——当时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行使的权力。用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阿根廷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是“党的真正首脑”。[55]此外，据曾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红色阵线报》任职并且认识柯多维拉的前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说，内战之前柯多维拉“在政治上清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用“顺从其旨意的人”取而代之。[56]据同一位知情人说，保加利亚人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得以幸存的列宁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是斯大林的好友，他也在西班牙，使用莫雷诺这个化名，认识他的拉维内斯形容他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各种骗局和花招的总导演。他的话被当作圣旨，仿佛斯大林亲自授意一般”。[57]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在西班牙活动，特别是在柯多维拉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离开以后。与斯特凡诺夫一样，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他一九二五年逃出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二战之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这时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指导战略部署并且多次为何塞·迪亚斯和热情之花撰写演说稿。[58]陶里亚蒂使用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和阿尔弗雷多，与斯特凡诺夫一起在西班牙一直待到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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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是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这一点得到了坚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恩里克·利斯特的证实：“他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毫无怨言地服从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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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叛逃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派往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与我一起……在西班牙，当时他是我的好友。他代表莫斯科领导西班牙共产党并且指挥共产党的民兵武装。……[现在担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能干的那个人——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60]此外，在曾于一九三八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盖茨看来，“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在西班牙权力最大的人物。他负责制订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体政策。……法西斯分子叛乱之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的意见和领导。……陶里亚蒂非常善于出谋划策，他也许是最能干的共产党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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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样对陶里亚蒂赞誉有加，一九七一年，这位流亡［134］中的共产党书记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和名副其实的导师。”[62]“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九七四年，卡里略对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说，“我认为他是最有教养和才华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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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的社会党人省长、与陶里亚蒂有私交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提供了最耐人寻味的说明：“他在斯大林派来的所有[政治]代表中最有手段，内战结束前他是共产党政策的实际负责人。我认为……他的智力和能力高于斯特凡诺夫。……共产国际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政治方向完全是由这个人引导的，他与斯特凡诺夫一同制定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军事政策。……他常常谦虚地请教问题，习惯于注重细节，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政治军事要人的性格特点并且诱使对话者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关于他，人们无法根据他的姿态或者面部表情判断……他在想什么或者他是什么感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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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认为陶里亚蒂“冷漠，玩世不恭，从不紧张，毫无顾忌”。[65]在战后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恩里克·卡斯特罗在发言中作了形象的描述：“陶里亚蒂把眼镜擦拭干净，最后对着光线检查了一下，然后挨个审视我们。他盘着双腿，俨然一尊石像般端坐不动。……我想起了他的西班牙秘书说过的话：‘他是那么一种人，与我做爱就像下令枪毙我一样冷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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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共产国际这个组织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凭借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及其所掌握的由克里姆林宫直接授予的权力，柯多维拉、斯特凡诺夫以及后来的陶里亚蒂几乎毫不困难地主导了制定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策的政治局会议。“西班牙没有列宁，”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但却有足够的共产国际顾问。何塞·迪亚斯和佩德罗·切卡这些真正的革命家和组织者以及多洛蕾丝·伊巴露丽那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演说家不具备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所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67]据共产党内的一名坚定的反对派人士说，他们的领导人“智力平庸，性格懦弱，惯于服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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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由于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的权力和影响，由于他对圣地亚哥·卡里略以及另外几个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帮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迅速成为推行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背叛社会党后不久，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一九三七年一月，取代拟议中的将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执行机构的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巴伦西亚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为这次大会指定的代表不仅有统一［135］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的代表，而且还有许多来自前线和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这是一种策略，使他可以自始至终控制会议并保证选出一个安插了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全国委员会和执行机构。“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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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组织战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几个月后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圣地亚哥·卡里略问道，“我们能够举行一次只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吗？当我们的青年纷纷奔赴前线时，我们能够举行一次我们可能会在七月十八日之前我们的青年尚未拿起武器捍卫他们的自由时所举行的那种形式的代表大会吗？不，我们不能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形势使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的全国会议，不仅应当由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而且必须让那些在工厂里为努力提高战时生产做出巨大奉献的青年出席，必须让那些在陆地、在海上、在空中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青年出席；也就是说，让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青年，不是地方组织里的而是前线的那一部分青年，拥有掌控联盟生活的合法权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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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一段从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摘录的内容耐人寻味：“我记得当时选举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情况。……几位青年运动的老战士会晤了卡里略及其助手以及各省选出的代表。随后他们获悉，由于得到了同意领导所有安排的指示，每一位全国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均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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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政变中，卡里略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慷慨赞誉肯定有助于他达到目的。“此时此地我必须说，”他在向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一如既往地享有西班牙青年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超过了以往。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对于我们来说，像过去一样，卡瓦列罗同志是帮助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我们正在捍卫的共同事业，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有益的建议，以使西班牙青年人的团结成为现实。”[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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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事实肯定也帮助了卡里略：首先，社会党的青年代表当时几［136］乎无人知道他已加入了共产党，以为他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完全是在按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社会党内的支持者的指示行事；此外，完全没有进行讨论。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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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没有讨论任何事情。讲话的人仅限于发表演说或作报告，但是接着不进行讨论。一个名叫卡拉斯科的人代表反坦克部队作了如何摧毁坦克的报告；一名水手讲了他自己的事，一名飞行员讲的也是自己的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是，没有讨论有关两个组织合并的问题。相反，发生的一切都被认为顺理成章。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因此，尽管我们感到似乎有些蹊跷，但是仍然相信他们是在按照卡瓦列罗和社会党的指示行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但是我们丧失了警惕。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不为承认它感到羞耻。2.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做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成员通常要对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与会代表进行充分民主的讨论，因此确信巴伦西亚会议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当我们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了时已经太晚。会议结束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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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而且人们充分意识到共产党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所取得的胜利的全部意义时，第一道裂痕才真正出现。当包括苏格拉底·戈麦斯、顿迪多尔·洛佩斯和莱昂西奥·佩雷斯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卡瓦列罗支持者公开抗议这次政变时，[74]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总书记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写给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以没有与他们的地方组织进行协商为由，拒绝接受巴伦西亚会议选举他们担任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发表时，[75]裂痕出现了。“像我抗议共产党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控制那样表示抗议[的人]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有时甚至被杀害。”直到内战结束一直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内部领导着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反对派的苏格拉底·戈麦斯回忆说，“共产党从没有尝试过心平气和地冷静考虑一下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他们只是进行漫骂、污蔑和诽谤。”[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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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合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同时考虑到共产党人在玩弄阴谋诡计、［137］挑动敌对派别相互斗争、大量安插秘密党员或同路人于关键岗位、对加入他们的队伍或者为他们的利益效力的人软硬兼施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内战初期他们作为实力派出现在反佛朗哥阵营中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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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90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说，当时党的组织部门所声称的三十三万九千名党员这个数字看来似乎有些可疑，因此不应予以公布。“三十三万九千是中央委员会在发给地方组织的通讯中假定的数字而不是实际缴纳党费的人数。”他补充说，“我认为，党员的实际人数稍稍多于二十万，但这不是准确的估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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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人，1808—1946》，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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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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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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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西班牙的祸害》，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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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一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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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第一卷，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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