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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说普列托安排了必要的海军保护，尽管这无意中与他所宣称的内格林“只是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才把黄金转移到苏联的说法[76]自相矛盾。“由于必须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他写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他也满意地听取了情况介绍，然后直接亲自负责，安排一支海军舰队一路护送到突尼斯近海。”[77]但普列托却说，不仅最初他不知道把黄金运往苏联的计划，而且没有人向他请求海军护航，他也没有建议提供海军护航。[78]他举出卡塔赫纳驱逐舰队司令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所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位舰队司令宣称，没有任何西班牙军舰为苏联商船护过航。[79]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暗示，这封信可能正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写的。[80]无论如何，西班牙舰队司令的说法与苏联海军武官兼军事顾问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正好相反。库兹涅佐夫负责在公海保护黄金的安全，他明确地说，包括“自由”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支舰队把苏联商船一直护送到北非海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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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还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下列说法斥为“谎言”：“内格林坚决要求充分告知阿萨尼亚总统”，而总统“对这个计划感到惊喜”。[82] 阿萨尼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普列托反驳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用对待内阁部长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家元首，他们向大家隐瞒了一切，甚至在这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阿萨尼亚极为愤怒。……他对我说，他打算立即辞职。尽管我很同情他，但我仍然努力让他冷静下来。‘你的辞职将意味着共和国的崩溃，’我对他说，‘因为，鉴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照宪法产生一位继任总统的事实，这可能被其他国家用来作为终止[外交]承认的借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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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可以得出大致可信的以下结论：（1）尽管内格林得到政府和阿萨尼亚总统签署的九月十三日法令的批准，授权他将黄金储备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一个月后他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时并没有与内阁磋商，也没有征询普列托或阿萨尼亚的意见；（2）如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说，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但那只是在内格林和卡瓦列罗决定把黄金运往莫斯科之后；（3）对答应派水手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表示认可的普列托很可能被要求提供海军护航，他甚至有可能建议提供海军护航，因为，认为可以在他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是异想天开。实际上，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当时内格林与普列托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内格林还告诉帕斯库亚，他经常向普列托咨询“各种问题，不仅因为他看重普列托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因为他们相互信任和忠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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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普列托为什么否认他对运送黄金负有责任？答案是，他第一［157］次否认发生在一九四〇年，那是战后他与内格林的不和最严重的时期。另外，人们也许会问，一向不信任莫斯科的普列托为什么要合作？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想法不可能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想法有多大不同，尽管与普列托一样不信任莫斯科，卡瓦列罗仍然认为，除了把黄金运往苏联之外，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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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普列托和其他运送计划参与者的态度无疑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他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在没有说明地点的情况下，[内格林]要求政府授权把黄金从西班牙银行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黄金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而采取的正常行动；因为，如果失去了用来购买武器的黄金，共和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内格林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后来，由于担心敌军登陆，他决定将黄金运往国外。运到哪里去呢？英国和法国是那个不干涉公约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吗？不可以。那么，我们还能把它运到哪里去？除了正在用武器和食品帮助我们的苏联之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它不断供给我们的战争物资。……另外，我们还用黄金购买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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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肯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对共和国有利，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重大的财产——当时价值五亿美元，按现在（一九八七年）的黄金价格计算大约七十六亿美元——转移将使西班牙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的友好政策。在其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黄金的第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公认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承认，在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到莫斯科之后，“共和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还承认，把黄金转移到莫斯科有利于“增强苏联对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决策的影响”。[86]可是，三年以后，比尼亚斯来了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声称，断言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共和国置于某种依附境地是“具有严重的反共偏见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愚蠢的论点”，这些人不明白，由于为了得到武器共和国必须依靠苏联，因此，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强它对苏联的依赖程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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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部关于法国航海公司的独具特色的著作中，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坚持认为，把黄金运到莫斯科使苏联不仅可以控制它对西班牙的武器供应，而且可以控制西班牙在苏联国外进行的任何采购，因为这些交易必须通过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付款。此外，他们断言，苏联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使它得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进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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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西班牙政府置于在财政上依赖苏联的境地，［158］使它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一旦武器禁运解除——这是其外交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人们也许要问，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为什么没有尝试把运走的黄金留下一些以便在需要时购买武器和外汇从而保留哪怕是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这是因为内格林担心敌军在卡塔赫纳登陆，事实使这种论点毫无说服力，正如比尼亚斯指出的那样，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兵力充足、戒备森严，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民族主义者知道，试图攻占卡塔赫纳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海军，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因此，人们不仅必须怀疑那些对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具有正常的判断力，而且必须怀疑他们对苏联的诱骗和控制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抗。人们还应当怀疑他们在认可苏联人的结算时的判断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认真的核查或监督。即使进行过这种尝试，在内格林死后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中，或是在比尼亚斯于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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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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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黄金运到莫斯科两个月后，根据奥尔洛夫本人的描述，他收到了斯大林的姻兄弟保罗·阿利卢耶夫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获得“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尽管奥尔洛夫没有说明获奖的原因，但它只可能与运送黄金有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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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佛朗哥将军对马德里的大举进攻，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的《向马德里进军》（一九八二年修订版），该书根据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的文献资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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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赫尔·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0页和《莫斯科的黄金》，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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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原因：西班牙的红色统治》影印了该法令的文本，见附录十三。另请参阅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3—134页。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回忆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内格林要求授权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转移到“一个他没有说明的安全的地方”（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3页）。这可能是因为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告诉总理它们将被运往何处。事实上，拉尔戈·卡瓦列罗明确同意将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然后运往苏联。因此，安赫尔·比尼亚斯——我们已知他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把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声明作为“必须谨慎地阅读”其回忆录的理由之一（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43页注释50）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另一方面，他对卡瓦列罗下述说法的非议言之有理，该说法有关发往莫斯科的出售部分黄金的命令：“内格林和我必须签署这些命令。我签署了两三个。后来，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内格林独自签署了它们。”（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04页）正如比尼亚斯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列罗“在其任期内”签署了“所有关于出售黄金的命令，包括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期间的前六个命令”（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不过，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卡瓦列罗的错误说法——比尼亚斯称之为“诽谤内格林的骗人鬼话”——并不能使比尼亚斯断言《我的回忆》被“蓄意修改”（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或者用其他毫无根据的说法质疑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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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尼亚斯说，九月十五至二十一日期间，通过铁路运送了一万箱黄金，他还提供了火车发车的准确时间，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6—147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的文章《黄金，苏联与西班牙内战》，载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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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9和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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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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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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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送黄金到法国兑换外汇的详细账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47—89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83—101页以及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内战的黄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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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一份资金接收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接收的金额，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7页；补充信息另请参阅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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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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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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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0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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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105—121、114—115和119页。另请参阅佛朗哥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阿拉贡信使报》上发布的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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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5页。关于银行法的某些规定，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3—34页。为了规避这项法律，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批准了一些关于出口黄金和划拨外汇的秘密法令，尽管是在已经开始把黄金运往法国之后（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8—39和132页）。另外，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准的那项使出售黄金合法化的秘密法令，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553—557页。黄金储备全部运到国外、纸币流通失去任何黄金保证之后过了很长时间，这项法令获得批准。据比尼亚斯说，共和国领导人从来都不承认这项法令的存在（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这并不奇怪，如果这项法令泄露出去，那将使比塞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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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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