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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4 [5]引自（其传记作者）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273页。另请参阅基思·费林的《内维尔·张伯伦传》，该书在第十七章里引用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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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6 [6]《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608页（科尔特向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提交的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科尔特在密信中把威尔逊（张伯伦担任首相期间他在唐宁街十号有一个房间）描述成为“张伯伦最亲密的同事”并且补充说，“[他]被普遍认为是英国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公认的事实是，内维尔·张伯伦为所有问题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这个反对一切作秀的人让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肃然起敬。他具体体现了毛奇的理念：‘真人不露相。’”（同上，第605页）关于这个能力出众但富有争议的文职官员，至今没人写过一部全面的传记，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张伯伦的幕后操纵者。在一段对威尔逊生平的简短描述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提供了以下信息：“官方档案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活动没有战时那本有争议的书《罪人》所说的那么重要。一九三五年，作为一名‘聪明的顾问’，他被[首相]鲍德温带到了唐宁街，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作为]劳工部常务副大臣，他在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期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精明干练的谈判者，他在白厅享有盛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年，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国内政策或者与其作为首相的非正式顾问的职责有关，只是渐渐地扩大到了外交政策领域。……就威尔逊而言，张伯伦从前任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另派用场的人’……资历深厚，经验丰富，具有异常清醒的头脑，……对首相应有的基本忠诚。威尔逊是执行非正式任务的理想人选。……张伯伦可以把他作为密使派往德国大使馆，传达关于英国目标的简略意见，告诉对方在对外交往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承诺；同时察觉德国人的基本想法。……当然，他的行动引起了外交部的不满。……[直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和慕尼黑会议[为止]，他似乎顶多只是一个执行首相指示的称职官员。……伍尔顿勋爵的评论也许最为公正：‘对于政府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比别人知道得更详细。他深知首相们工作的压力。……作为一名文职官员，他的洞察力及其出色的执行力难能可贵，但是我认为，他对首相最大的帮助是他给予首相的同情。……他以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力使首相们有了可以交谈和依靠的人’。”（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83—84页）关于威尔逊的另外一些信息可以在下列著作中找到：（埃冯伯爵）安东尼·艾登，《面对独裁者》；安德鲁·博伊尔，《蒙塔古·诺曼》；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和《任职于政府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绥靖主义者》；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范西塔特勋爵，《在迷雾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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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08 [7]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主义，1936—1939》，第8页（布利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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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0 [8]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外交文件》，第二卷，第575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报告说，布利特认为，“苏联非常希望燃起一场全面战火，这场战火几乎与它毫不相干，也许只能隐约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但是，硝烟过后它将像凤凰一样从我们的废墟上飞起，发动一场世界革命。”（《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二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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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2 [9]《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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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4 [10]英国政府办公室，《内阁会议记录，1916—1939》，23/29，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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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6 [11]英国政府办公室，《内阁会议记录，1916—1939》，23/29，，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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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18 [12]英国里士满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C1935/95/62 FO371//21626号。感谢米德尔马斯的《外交幻觉》让我看到这份参考资料。我亲自查阅了这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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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20 [13]《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一卷，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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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22 [14]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56和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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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24 [15]《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5页。在九月二日提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份报告中，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写道，据博内说，“苏联的愿望之一是挑起一场全面的战争，然后它趁机浑水摸鱼。他在这个问题上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向我表达过的看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45》，第三辑，第二卷，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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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26 [16]《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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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28 [17]《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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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30 [18]《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713页。“我真心希望不要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发生战争。”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对他的德国同行说，“你和我都知道，假如我们相互厮杀那是在为什么人卖命。”（同上，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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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32 [19]莫里斯·甘末林将军，《为国效力》，第二卷，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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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34 [20]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89—390页。“如果发生任何战斗，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分子作战，”一九三六年七月鲍德温首相对丘吉尔这样说（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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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36 [21]哈罗德·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1930—1939》，第250页。据鲍德温首相的传记作者说，他在大约同一时期说过，“被法国和苏联打败的德国将会成为共产主义德国。”（G.M.扬，《斯坦利·鲍德温》，第223页）读者是否应当对英法两国将希特勒赶回莱茵河对岸去的能力表示怀疑，下面这些从权威性原始资料中引用的内容将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在一九三六年显示出我们决心打仗，[德国人]将撤回去，他们的整个计划可能因此受到危及，甚至危及‘元首’的威信。”（甘末林，《为国效力》，第二卷，第193页）丘吉尔写道：“[法国总理]萨罗先生和[外交部长]弗里丹情急之下希望通过总动员立即采取行动。……可是，他们似乎不经英国同意就无法行动。这是一种解释，但不能成为理由。对于法国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任何名副其实的法国政府都应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且信赖条约义务。……情况可能的确是，他们没有从英国得到对抵抗德国侵略的任何鼓励。[埃冯伯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证实了这一点。艾登写道：“尽管个人对法国友好，（鲍德温首相）心里明白，英国不会支持法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只能对此表示同意。”（艾登，《面对独裁者》，第385页）]恰恰相反，只要他们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他们的英国盟友就会毫不犹豫地劝阻他们。……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法国军队……德军总参谋部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他的狂妄将会因此受到抑制，这对他的统治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法国始终反应迟钝，行动无力，从而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不必通过一场大战遏制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在英国的怂恿下，法国政府反而把责任推给了国际联盟。”（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93—195页）“[人们]不禁会想，”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写道，“西方列强在有利的时机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反击行动实在是德国人民的不幸。”（施韦彭布尔格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68页）最后，我们还有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绥靖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的证言：“我现在确信，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干涉的话，我们肯定可以迫使希特勒撤退从而给他正在提高的威信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01页）不过，使英法两国在对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采取反击行动时退缩不前的正是伴随着对希特勒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可能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法国没有采取行动严重损害了它在欧洲的地位。夏尔·A.米科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九三六年三月是法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变成了“英国的附庸国”（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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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38 [22]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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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40 [23]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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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42 [24]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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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44 [25]尼科尔森，《日记与书信》，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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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46 [26]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1937—1940》，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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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48 [27]约翰·伊夫林·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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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50 [28]詹姆斯·拉姆齐·蒙塔古·巴特勒，《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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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3752 [29]A.L.罗斯，《绥靖主义》，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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