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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说，“《泰晤士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英国报纸。”尽管得到了“英国政府官方发言人”的名声，但它仍然是“一份具有独立见解的保守报纸，制订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针对纳粹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碰巧与鲍德温政府和张伯伦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一致，尤其是后者”（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56、70和73—74页）。它的英国政府正式或非正式喉舌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支持绥靖主义的报纸编辑杰弗里·道森与重要的保守党政治家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据甘农说，对道森的主要指责之一是，他是一个“阴险的人物，绥靖主义时期的反面角色。他在这个最顽固、最令人恼怒的统治集团喉舌中的显要地位足以使激进报纸、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把他看成这种人”（同上，第64页）。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说，“道森对他的正当性充满自信。……他……坚定地谋求与德国和解。他把《泰晤士报》变成了一种宣传品并且毫不犹豫地封杀或者歪曲报纸自己的记者的报道”（A.J.P.泰勒，《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英国史》，第418页）。另请参阅罗斯《绥靖主义》，第5—13页。道森的传记作者写道：“杰弗里肯定受到‘纳粹德国是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蔓延的一道屏障’这一思想……的影响。”（伦奇，《杰弗里·道森与我们的时代》，第376页）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封信中，道森写道：“我天天晚上竭尽全力务使报纸不要刊登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内容。现在我真的不记得过去几个月刊登过什么可能被视为不公正的评论而让他们不满的东西。”（同上，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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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据甘农说（《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5页），《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另一份是《观察家报》。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观察家报》关于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是“斯克鲁泰特”（赫伯特·赛德博特姆）。赛德博特姆的继任者R.C.K.恩索尔说，当时所写的文章并没有“被权势人物更广泛、更用心地阅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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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观察家报》。关于加文和《观察家报》，甘农写道：“作为两份一流的星期日报纸之一，《观察家报》的影响肯定很大。……[加文]认为凡尔赛和约的作用不值一提：它所代表的整个国际事务体系以英国与法国在欧洲的密切合作为基础，在他看来这与英国的利益相悖而且具有危险性。尽管加文决不容忍纳粹的种族政策，但他显然认为，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而且应当达成谅解。”（《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第51页）关于加文的一些重要文章的摘要，见玛格丽特·乔治《扭曲的看法：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146—150页，这些文章显示了加文对共产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纳粹德国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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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09页。科尔文的这一信息来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27.623，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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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见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页。资料来源是CID（帝国国防委员会）1385—B，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三七年战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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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18—19页。引文源于（英国内阁文件）Cab. 50—37，《关于德国面对其他欧洲大国的形势说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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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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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琼斯，《日记书信集》，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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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阿诺德·J.汤因比，《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80—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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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利德尔·哈特，《利德尔·哈特上尉回忆录》，第一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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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295—296页。作为对比，应当引述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他是战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历史修正学派之一的追随者，这些学派进行的研究使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变得模糊而不是清晰。在发表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号《文汇》杂志的文章里，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如果英国确如许多政治家和外交部官员私下讨论的那样决定给予德国在东方‘自由行使的权力’，那么，英国可以向法国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它背弃它的承诺——并且撕毁法苏条约——以换取英国方面更加可靠的保卫法国本土的军事保证。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选择的原因是，英国并不打算对中欧和东欧撒手不管。……当然，英国有一些群体……主张进行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进行的那种交易——‘德国与大英帝国达成一项以牺牲苏联为代价的政治密约’。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官方没有关系。”斯基德尔斯基应当清楚地记得，当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判定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不值得捍卫时，当它在几个月后秘密地向德国提出一项英国背弃其援助波兰的承诺的解决方案时，英国的确对中欧和东欧撒手不管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只是由于希特勒依仗他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决意立即军事解决波兰问题，英国关于波兰的建议才流了产。斯基德尔斯基也不应当忘记，英国的确为使法国背弃它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盟约向法国施加了压力。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向希特勒的要求让步前几天，张伯伦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了下面这段话：“我必须记下我的看法。巴黎的[英国大使]菲普斯竭力劝说法国人不要为履行其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不要做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他给人留下的明确印象是，[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够阻止法国（事实当然也是这样）。另外，关于西班牙，他始终支持佛朗哥一方并且竭力阻止法国政府援助巴塞罗那[一九三八年共和派政府所在地]。尽管法国政府现在像英王陛下政府一样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而忧心忡忡是事实，但是，法国人……从我们嘴里听到了他们的失败主义腔调也是事实。”（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外交日记》，第188页）四个月前，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记录了下面这段内容：“哈[内维尔·张伯伦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打算切断法国与捷克和捷克与苏联的联系。他完全正确。”（《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1938—1945》，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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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小协约国指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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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七章［180］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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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法国在中欧和东欧所承担的军事义务与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根据德国文件我们同样清楚的是，即使在法国政府官员当中，法苏条约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与德国达成最终谅解的一个障碍。克里姆林宫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对英法两国可能以牺牲东欧为代价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的担忧在莫斯科根深蒂固。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E. 戴维斯的一次谈话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毫不掩饰这种忧虑。“他无法理解英国为什么看不到，希特勒一旦控制了欧洲，他也将吞并英伦三岛。”戴维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他为此似乎非常纠结，并且担心法英两国与德国之间可能就某些分歧达成了谅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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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最终可能向东方而不是向西方扩张的担忧促使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加倍努力以引诱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由于对英法两国不顾意大利和德国越来越大的干涉力度[2]继续采取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中立政策、对法国政府没有以实际的军事协定补充法苏条约以及对英国工党抵制人民阵线感到失望，[3]苏联的担忧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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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与共产国际高级代表杰罗·埃尔诺进行的讨论，杰罗在西班牙化名“佩德罗”，刚从莫斯科回来，[4]他们认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寻求欧洲民主国家的合作，尤其是英国的合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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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阵营的大国中，决定性因素不是法国；”两天后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决定性因素是英国。全党同志务必认识到这一点，克制一下[他们]现在使用的口号。……英国这个国家不像法国。英国是保守［181］党统治的国家。英国是一个变化缓慢的国家，它始终专注于帝国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富人的国家，它有一个不会轻易做出反应的极其保守的中产阶级。……有人说，英国无论如何决不会答应德国征服西班牙，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其切身利益的某种威胁。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英国的大资本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西班牙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么，他们随时可能与意大利和德国的资本家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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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仁慈地保持中立的国家争取过来，即使得不到它的直接援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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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靠共产党人在革命爆发时所采取的强调革命温和倾向的策略，而且要靠另外一些具体手段，支持共产党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给英法两国政府的一份照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照会提出，将西属摩洛哥转让给这两个大国，作为回报，它们采取措施阻止意大利和德国进一步干涉西班牙事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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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提出这个建议约两周前，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立即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佩德罗”谈到了为了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而将西属摩洛哥以及同样被佛朗哥将军控制的加那利群岛交给英法两国的可行性。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苏俄也不得不付出了领土的代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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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共产党之后证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以及[苏联大使]罗森堡在西班牙都曾敦促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就西属摩洛哥提出一些让英法两国感兴趣的‘建议’以换取两个大国对共和国的援助”。[9]另一方面，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声称，这份照会是他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授意下起草的。[10]鉴于两人的亲苏立场以及他们与两位苏联外交官的频繁联系，这种说法与埃尔南德斯的说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由于西属摩洛哥在佛朗哥将军的控制之下，而且最近不断有报道称，德国正在加强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海防，[11]所以，莫斯科肯定清楚地看到，英法两国不可能同意如此进行利益分配，在不冒突发国际冲突风险的情况下，它们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分配的结果。实际上，埃尔南德斯断言，如果“有充分理由对强行改变摩洛哥现状的前景表示担忧”的英法两国“被这个诱人的建议吸引”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摩擦将会达到白热化，这将为实现苏联的计划创造有利条件，把两个集团推进一场远离俄国边界的战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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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在提出摩洛哥建议时，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是否了解苏联西班牙政策的深谋远虑，就连他们是否知道摩洛哥建议也值得怀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从来没有人向内阁提出过与摩洛哥有关的任何建议；他表示，如果有人提出的话，他将“反对所有支持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措施”。他还声称，在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建议。[13]这是事实，因为，据阿斯卡拉特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告诉他，只有阿萨尼亚、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知道这一份秘密照会。“暂时没有通知其他内阁成员。”阿斯卡拉特补充说。[14]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写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德尔巴约还在这封信中表示，由于普列托“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及其“富有煽动性的高谈阔论”，“如果外交政策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多数批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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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份照会的副本仍然落到了佛朗哥将军政府的手中，[16]并且被全文发表在敌方的报纸上。[17]随后几天，照会的节选或摘要出现在英法两国的主要报纸上。“我国大使馆里有人与叛军有接触。”三月十八日德尔巴约写信告诉阿拉基斯塔因，“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知道照会的事，……[但是]我不介意这件事受到过分的宣传，因为它表明，我们的国际政策目的在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紧密合作[并且]有助于促进集体安全与和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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