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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西班牙照会为共和国希望与英法两国达成谅解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尽管由于现实条件无法采取互助条约或者结盟的形式，但是，它的意图和目的是相同的。”[21]他在后面的一节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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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均不愿接受共和国的建议，[22]而通过国际“泄密”将西班牙照会的内容公布于众也表明，有一只活跃的幕后黑手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有利于西班牙政府事业的各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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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月照会是一份与内战期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官方声明，但是，并不能认为它代表了我们为劝说英法两国采取某种更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态度而进行的努力的限度。通过所有相关论据，通过通报意大利和德国针对两国政府采取的行动，通过提出消除意大利对马略卡岛的威胁的具体建议——通过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我们全力争取使伦敦和巴黎的态度发生转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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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异想天开。我们并不要求军事援助。我们仅仅要求严格遵守“西班牙应当留给西班牙人”的不干涉政策——这是英法两国强加于我们的，就凭这个它也应当得到遵守；如果这两个民主国家觉得无法阻止德国和意大利继续干涉西班牙，他们就应当体面地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并且重新全面确认自由贸易的权利。简言之，我们要求国际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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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我们的警告、建议和要求置之不理的做法实在令人心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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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尽管这些情况令人失望，苏联仍然继续支持反佛朗哥阵营的抵抗行动，它坚信，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一个附庸于意大利和德国的西班牙存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它们迟早将会被迫干预，从而在德国来得及为东欧的战争做准备之前削弱或者消灭它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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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将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被孤立，”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断言，“如果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就努力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打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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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民主国家]帮助我们并且相信它们将以这种方式保护它们自身的利益。”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努力使它们认识到这一点进而争取它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清楚，法西斯侵略者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群体，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人和法国的右派分子，但是，法西斯侵略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因此，必须使希望其国家自由独立的所有人相信，勇敢面对这种侵略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例如，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如今，除了向西班牙人民提供具体的帮助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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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试图使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它们应当为它们自己做的事情。”内战最后两年的政府总理胡安·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之后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希望是，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会意识到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胜利给它们所带来的危险，从而与苏联一起支持我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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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法两国都不想冒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甚至不想因为在西班牙向德国挑战而削弱了纳粹政权。德国的干涉可能确实意味着未来对于英法两国的地中海利益以及对于法国南部边境的威胁，但是，这应当不影响通过在东方对德国姑息让步并且把它当作一支对抗苏联的力量以保证西欧和平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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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五月，内维尔·张伯伦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担任英国首相大大加强了绥靖主义支持者的力量。当然，鲍德温支持绥靖主义并且赞成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但是，他不是一个实干家。正如伯肯黑德伯爵所证实的那样，他喜欢“梦想和顺乎自然，希望问题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28]另一方面，据伯肯黑德说，张伯伦的“卓越天资并不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所需要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实干家”、“一个高层管理者和一个不妥协的熟练、严谨的辩论家”，带有些许“冷酷无情，让人想起他父亲约瑟夫·张伯伦的许多事情以及某种专制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对内阁实行铁腕控制”。伯肯黑德还说，张伯伦关于协商之公平基础的概念是，“应当告诉德国人，只要他们通过和平的手段，我们不会使用武力反对他［185］们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达到目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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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平的手段”这一先决条件是张伯伦政策的基本要素，因为，尽管张伯伦及其支持者已经容许德国通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取得支配地位，他们甚至——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放弃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国向波兰做出的军事保证，但他们知道，如果希特勒打算使用武力达到目的，英国很可能因为议会中的反对派和新闻界的压力以及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纠葛卷入一场西欧的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苏联边境以西的任何领土改变“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和英国政策的逐步修正”来实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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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伯伦在其绥靖战略中对于苏联命运的预见，公开的英国文件中没有证据证明他试图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挑起一场军事冲突。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详细阐述张伯伦策略的官方文件；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一份关于英国政策制定的一般性声明中注意到的那样，“决定经常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议会那间哥特风格的首相办公室里，在圣詹姆斯公园散步时，在伦敦西区的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乡间别墅里”[31]——而且我们应当加上，在唐宁街十号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那间私密的办公室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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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包括二战之前那些年的文件资料在内的英国档案已经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公共档案法公布于众，但是，根本不可能发现任何可以具体证明关于东欧的宏观战略的内阁文件、备忘录或会议记录，因为这个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能由张伯伦信任的同事私下讨论。实际上，迄今为止所公布的内阁档案没有提供任何与讨论这个问题有关的蛛丝马迹。此外，即使英国政策的明确目的写成了文字，那也应当记住，大法官（27）——负责所有政府文件的内阁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以安全为由把某些文件从“可供历史学家使用”变成“一百年或者实际上永远”[33]限制使用的资料。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用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的话说就是，这种自由裁量权也许解释了张伯伦向德国提出的关于波兰的秘密建议为什么“并不令人意外地……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34]以及在编辑成册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中为什么“信件极少，会议记录甚至更少”。[35]它还可能解释了内维尔·张伯伦发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些“秘密电报”为什么像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所说的那样没有在编辑成册的官方文件中公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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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可能永远无法找到张伯伦策略的文件证据，仍然不乏证据证明，他认为苏联是对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因而对苏联的目的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据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说，他在私人日记中“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表现出某种［186］“乐天主义，而对协商解决东欧安全则漠不关心”。[37]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多年以后，曾任张伯伦议会私人秘书并且是其政策支持者的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当时称为邓格拉斯勋爵）也许比任何英国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揭示了绥靖主义的根源：“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张伯伦把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长期威胁。他憎恶希特勒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他觉得，欧洲普遍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更大威胁，尤其是英国。希特勒是一个坏人，但在短期之内人们应当——而且可能——与他打交道，然后可以控制他。”[38]至于张伯伦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读者将会想起他怀疑这些“极端分子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他的传记作者基思·费林指出，他怀疑“[苏联]动机的纯洁性”，“西班牙加深了这种怀疑”，苏联不会因为看到西方大国与德国卷入一场致命的战争而哭泣。[39]张伯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写给一个妹妹的信中说，俄国人“狡猾地躲在幕后费尽心机想使我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40]在另一封家信中，他写道：“我必须承认对苏联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关系，它只关心别人听到它说什么没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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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从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政权上台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时，必须了解存在于政治精英当中的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忧，这种怀疑和担忧因西班牙的革命形势而加剧。如果我们像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传记那样忽视甚至低估这种怀疑和担忧，那么，英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在中欧和东欧谋求霸权的默许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似乎也变成了完全不懂欧洲事务的天真幼稚、容易上当受骗的蠢货。的确，在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看来，张伯伦是一个“自负的老笨蛋”，他“使用的全部都是相当愚蠢的商人的方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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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误导读者的是伯肯黑德伯爵的判断：“张伯伦对世界的认知浅薄粗略，他的政治职业素养也不足以使他在[一九三七年担任首相的]六十八岁时理解比较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国家的不幸。”[43]著名国际史教授W.N.梅德利科特否认张伯伦具有这些特征，他写道：“张伯伦先生认真研究外交政策多年，在这些与重整军备、制裁和援助有关的领域，他对内阁的决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44]此外，这些特征也与温斯顿·丘吉尔——这绝不是一位友好的见证人——所描述的张伯伦的“坚韧的毅力”、“缜密的思维”和“非凡的智慧”不相符。[45]最重要的［187］是，使人对张伯伦的能力产生误解的那些评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的两名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是具有丰富欧洲事务经验的前外交大臣。无法相信这三个人——他们与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一起组成了“内阁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把整个内阁排除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决定”之外[46]——没有制订保护英国利益的战略并且不清楚他们容忍德国在东欧达到目的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同样无法相信的是，英法两国所有支持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界人士都是天真幼稚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在德国成为东欧的统治力量并且与苏联确定了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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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从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曾经是机密或者绝密的官方文件中，从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日记和自传中艰难地搜集各种各样的零星证据，在像本书作者在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组合成为某种容易理解、符合逻辑的形式之后，所有证据均毫无疑问地证明，英法两国的强势集团希望利用德国作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通过支持德国在东欧谋求霸权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从而使西方免受战争与革命的祸害。如此众多的英国历史学家忽视绥靖政策这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原因将在本书后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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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英法两国强势集团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不仅是由他们对革命性变化——尽管有人竭力将这些变化隐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表后面，他们仍然对其了如指掌——的敌意所决定，而且是由全方位的国际政治所决定。因此，主要是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敦促之下组成的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所进行的任何掩饰以及游说的努力，甚至约束革命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关于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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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偶尔也被种种质疑所困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坚决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犹豫不决，即使这些命令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左翼党派的反感并将最终损害战争努力和斗争意志。“我们这些‘领导’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所充当的更像是苏联的臣民而不是西班牙人民的儿子。”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被开除出党几年后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看上去似乎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接受的苏联训练把我们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完全不像西班牙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出离了我们，被一种具有沙文主义征的狂热的国际主义所取代，它产生于克里姆林宫的城楼，最后消失在那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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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未必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反佛朗哥地区提供援助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目的。通常被称为“农夫”的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188］官巴伦廷·冈萨雷斯内战期间风头十足，是个具有几分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写道：“我真诚地相信克里姆林宫向我们提供武器并给我们派来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它所控制的国际纵队证明了它与我们的革命团结。……后来我才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以无人能比的背叛和伪善把各国工人阶级当作其政治策略的筹码；它企图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巩固其反革命的极权主义政权并为统治世界做准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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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致美国国务院的信，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57—60页。另请参阅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的信，同上，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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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在其发表的一篇关于意大利对佛朗哥将军的援助的坦率报道中，意大利国防部的官方喉舌《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披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期间，意大利海军向西班牙运送了十万人，另外还有四千三百七十辆汽车、四万吨战争物资和七百五十门大炮。这份刊物还披露，意大利军舰被用来为意大利驶往西班牙港口的运输船只护航，而且还参加了针对共和派舰队及其所控制的沿海地区的海军行动，这种行动也针对向共和派控制的港口运送货物的船只，许多船只被击沉。关于一篇对内战初期德国干涉行动同样坦率的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关于攻击商船的更多情况，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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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呼吁劳工运动“建立本阶层内部的团结而不要与和党的目标不一致的组织联合”的报道。另请参阅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号《左派评论》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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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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