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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误导读者的是伯肯黑德伯爵的判断：“张伯伦对世界的认知浅薄粗略，他的政治职业素养也不足以使他在[一九三七年担任首相的]六十八岁时理解比较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国家的不幸。”[43]著名国际史教授W.N.梅德利科特否认张伯伦具有这些特征，他写道：“张伯伦先生认真研究外交政策多年，在这些与重整军备、制裁和援助有关的领域，他对内阁的决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44]此外，这些特征也与温斯顿·丘吉尔——这绝不是一位友好的见证人——所描述的张伯伦的“坚韧的毅力”、“缜密的思维”和“非凡的智慧”不相符。[45]最重要的［187］是，使人对张伯伦的能力产生误解的那些评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的两名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是具有丰富欧洲事务经验的前外交大臣。无法相信这三个人——他们与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一起组成了“内阁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把整个内阁排除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决定”之外[46]——没有制订保护英国利益的战略并且不清楚他们容忍德国在东欧达到目的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同样无法相信的是，英法两国所有支持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界人士都是天真幼稚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在德国成为东欧的统治力量并且与苏联确定了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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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从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曾经是机密或者绝密的官方文件中，从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日记和自传中艰难地搜集各种各样的零星证据，在像本书作者在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组合成为某种容易理解、符合逻辑的形式之后，所有证据均毫无疑问地证明，英法两国的强势集团希望利用德国作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通过支持德国在东欧谋求霸权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从而使西方免受战争与革命的祸害。如此众多的英国历史学家忽视绥靖政策这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原因将在本书后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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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英法两国强势集团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不仅是由他们对革命性变化——尽管有人竭力将这些变化隐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表后面，他们仍然对其了如指掌——的敌意所决定，而且是由全方位的国际政治所决定。因此，主要是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敦促之下组成的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所进行的任何掩饰以及游说的努力，甚至约束革命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关于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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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偶尔也被种种质疑所困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坚决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犹豫不决，即使这些命令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左翼党派的反感并将最终损害战争努力和斗争意志。“我们这些‘领导’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所充当的更像是苏联的臣民而不是西班牙人民的儿子。”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被开除出党几年后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看上去似乎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接受的苏联训练把我们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完全不像西班牙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出离了我们，被一种具有沙文主义征的狂热的国际主义所取代，它产生于克里姆林宫的城楼，最后消失在那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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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未必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反佛朗哥地区提供援助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目的。通常被称为“农夫”的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188］官巴伦廷·冈萨雷斯内战期间风头十足，是个具有几分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写道：“我真诚地相信克里姆林宫向我们提供武器并给我们派来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它所控制的国际纵队证明了它与我们的革命团结。……后来我才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以无人能比的背叛和伪善把各国工人阶级当作其政治策略的筹码；它企图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巩固其反革命的极权主义政权并为统治世界做准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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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致美国国务院的信，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57—60页。另请参阅戴维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的信，同上，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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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在其发表的一篇关于意大利对佛朗哥将军的援助的坦率报道中，意大利国防部的官方喉舌《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披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期间，意大利海军向西班牙运送了十万人，另外还有四千三百七十辆汽车、四万吨战争物资和七百五十门大炮。这份刊物还披露，意大利军舰被用来为意大利驶往西班牙港口的运输船只护航，而且还参加了针对共和派舰队及其所控制的沿海地区的海军行动，这种行动也针对向共和派控制的港口运送货物的船只，许多船只被击沉。关于一篇对内战初期德国干涉行动同样坦率的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关于攻击商船的更多情况，见东欧基金会苏联课题研究组的《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船只》，油印丛刊，第5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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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呼吁劳工运动“建立本阶层内部的团结而不要与和党的目标不一致的组织联合”的报道。另请参阅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号《左派评论》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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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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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每日图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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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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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通过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得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私人文件中，有两封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寄来的信提到了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日期分别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七日（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46和卷宗23/A112a）。德尔巴约在第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英国对在巴利阿里群岛设立海军基地感兴趣的话，“我们应当共同协商建造这种基地”。不过，如同随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发给伦敦和巴黎的正式照会并没有提到海军基地而只提到转让西属摩洛哥。在同一封信中，德尔巴约强调说，把西属摩洛哥交给英国和法国的好处超过了阿拉基斯塔因所赞成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建议通过提供贷款使德国“保持中立”，贷款“主要用西班牙的钱”，在德尔巴约看来，这项计划“就像把钱扔进大海一样”。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一份报告中，阿拉基斯塔因简要介绍了他的计划（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19），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论述了这项计划（同上，卷宗7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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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感谢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使我了解到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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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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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73页。关于这份照会的全文，见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266—268页。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写给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德尔巴约和阿斯卡拉特均参与了这份照会的起草（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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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巴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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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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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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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阿斯卡拉特，《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伦敦大使生涯》，第74页，注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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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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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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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萨拉曼卡《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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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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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23/A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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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萨拉曼卡《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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