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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记述，对于被提名担任部长职务的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候选人，阿萨尼亚坚决反对任命其中的两位，他们是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均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在其他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服从总统的意志或者给他时间改变想法。但是，在马德里当时所处的那个暗淡时期，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未来的部长——特别是其中来自巴塞罗那的两位——已经开始怀疑上层并未想好他们加入政府这件事，他们正在谈论返回巴塞罗那并且断绝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政府的交往。我不得不两次离开总理的书房去安抚他们。共和国总统与总理之间进行的一次不乏某种戏剧性的电话交谈结束了让人为难的局面。尽管听不见阿萨尼亚先生的声音，我们在场的其他［205］人几乎能够感觉到他的愤怒穿过电话线扑面而来。但是，没过一会儿，拉尔戈·卡瓦列罗就得到了授权，发布经总统正式批准的官方公报，宣布对四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任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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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约六个月，在意身后的阿萨尼亚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仅不顾我的意见，而且不顾我最愤怒的抗议，他们强迫我接受了十一月进行的内阁改组，这次改组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网罗进政府——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而且有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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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事件，当时的巴塞罗那市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和阿萨尼亚的密友卡洛斯·皮·苏涅尔在回忆录中有所记述，他说，一天晚上总统打电话来说想跟他说说话。“我立即赶了过去。我发现他心烦意乱，萎靡不振。就连他那过人的智力也显得迟钝，忽隐忽现。他对我说，他想逃走，离开西班牙，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发生了什么事情？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电话告诉总统，他准备组成一个包括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政府。阿萨尼亚表示反对，可是，不顾他的反对，任命他们的法令已经以他的名义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了。不过，他确实不愿意批准这些任命。……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我很晚离开时，他似乎已经决定对自己剩余的政坛生涯听之任之，命运把他与这种生涯绑在了一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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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几位政府部长的名字在十一月五日的《马德里官方公报》上公布后，拉尔戈·卡瓦列罗立即提出将政府驻地迁移到巴伦西亚这个问题。担任海军和空军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据其一名支持者说，他像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相信敌人将在三到六天之内占领马德里[58]——证实：“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召集部长开会，提出政府应当撤离马德里……刻不容缓。几周之前我曾提出政府应当撤离的建议，不过是在公开宣布的情况下撤离。……我不希望在最后时刻突然转移，那会给人一种逃跑的印象。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马德里人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使他们觉得这一措施情有可原，即使我们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他们也会祝我们一路平安而不会骂我们是逃兵。但是，总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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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对卡瓦列罗的建议进行的讨论非常具有戏剧性。刚刚加入政府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认为，他们是一个骗局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让他们担任部长只是为了使他们承担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同意这个决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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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最初坚持……即使全部被敌军俘虏，任何部长也不应离开。［206］他们说：‘如果政府保全了自己却牺牲了其余民众，那既不公平也失信于民。’……他们暗示，试图离开是徒劳的，因为人民将阻止他们。这被认为是一种含蓄的威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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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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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提议，除了他们四位部长留在马德里之外，我们可以全部离开。我参加了讨论，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不是我们全部离开，就是一个也不离开。”我表示，“如果一些人被打上懦夫的印记而另一些人却被当作英雄称颂，那是不能接受的。或者我们全是懦夫，或者我们全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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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要求允许他们私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离开了会议室。……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他们回到会议室表示，他们同意这个建议。拉尔戈·卡瓦列罗宣布，新的政府驻地将是巴伦西亚而不是预料中的共和国总统已经迁往的巴塞罗那。他要求大家保守秘密并且声明，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我可以派两架客机在黎明起飞，它们能把愿意乘飞机离开的部长全部带走。当时没有人接受我的邀请。一些人认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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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日]内阁会议刚一结束，拉尔戈·卡瓦列罗就乘车上路驶过了坐落在直通巴伦西亚的公路交叉口上的塔兰孔市。塔兰孔被罗萨尔纵队把守着，它由在军事叛乱爆发后从巴伦西亚的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释放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人组成。当政府就撤离达成一致意见的消息传来时，罗萨尔上校决定不让任何人继续前往[巴伦西亚]。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受到粗暴的对待。[61]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被赶了回来。午夜时分他们出现在我家里，我带他们与我一起乘飞机离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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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半道而回的还有矮胖的马德里市长佩德罗·里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写道，里科回到马德里后并没有再去市政厅，而是立即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除了他以外，那里的避难者都是右派，待在大使馆让佩德罗·里科心神不安。他不能返回市政厅，在那里，他试图逃跑的行为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因为害怕报复，他不敢在家里睡觉，更不必说上街了。……再次面对塔兰孔民兵的可能让他心惊肉跳。我建议，他应当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离开，就像一九三四年我和几个社会党人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们[逃]到了法国。……需要上帝帮助才能把他塞进行李箱，他肥胖臃肿，体积超过了行李箱的容量，他的笨拙也使把他塞进行李箱变得非常困难。这给那些佛朗哥的支持者提供了乐趣，他们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院子里目睹了这一场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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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政府偷偷逃离马德里的描述基本上得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充分证实。梅拉后来成为［207］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当时他赶到塔兰孔抗议政府的逃跑行为。他在那里发现，部长、副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民兵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都被罗萨尔纵队扣押起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很快就赶到了，他与全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他以全国委员会必须紧跟政府“以便充分了解事态发展从而确定相应的政策”为由为其离开马德里进行了辩解；梅拉反驳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不应当放弃马德里，尤其是在所有人都逃走时。“它在马德里的存在可能对人民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并且可能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政府的离开……是一种可耻的逃跑行为，因为就在不到八小时前它还告诉马德里人民，它将接受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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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开马德里的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梅拉只好返回马德里，他没有与这位全国委员会书记握手，“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配在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组织中担任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梅拉宣称，他将组织一千人去保卫首都——“这些人要表明的是，当他们逃跑时，我们将捍卫他们抛弃的那些东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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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的决定立即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反响。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当这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前往马德里上任时，他们向他父亲奥拉蒂奥·M.普列托请示作为政府部长应当如何行事。普列托回答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知道怎样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谋利益。他对他们说，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全国委员会的书记，也不应当对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号施令或者使他们受到任何特殊纪律的约束。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是共产党。他们应当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洛伦索接着写道，普列托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很快就被用来对付他，因为，在讨论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的问题时，这些部长没有与全国委员会交换意见就同意了。“奥拉蒂奥·普列托不能……要求四名部长辞职……从而引发一场政府危机。政府迁往巴伦西亚——这导致全国委员会的离开[65]——激起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激进分子的愤怒。他们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应当负责，指责他怯懦并且说他是一个‘清债人’。”结果，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奥拉蒂奥·普列托作为全国委员会书记提交了其“不会收回的辞呈”，然后，他被强大的加泰罗尼亚地方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R.巴斯克斯所取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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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和奥拉蒂奥·普列托辞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加入中央政府的决定对该运动所造成的剧烈震荡。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基本信条的全面否定，彻底动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整个结构，而且违反了民主原则，它是在没有征求该运动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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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从内阁改组的那一天起，为了打消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顾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试图通过尽量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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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中央政府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出于原则和信念，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反中央集权论者，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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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势……改变了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国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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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作为管理国家机关的手段，政府已经不再是一支镇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像国家已经不再代表一个把社会划分成阶级的主体一样。如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已经介入，两者更不可能压迫人民。”[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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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合作派”与“拒绝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恶化，一些支持与政府合作的人坚持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内阁并不表示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策略；[69]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坦率地承认这违反了教条但却认为这是被现实所迫。“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在理论上出类拔萃，令人惊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写道，“但是，当面对像我们这样一场战争的悲惨现实时，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行为应当由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所驱使并且与之相符合，但是，当环境、当特定的形势要求改变策略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框框里，在理论上坚持正常时期的行动方针，因为，丝毫不偏离无政府主义教条和宣言所确定的那些东西，顽固地墨守成规、遵循一条一成不变的路线是人们为了证明无所作为或四平八稳的正确性所能采取的最轻松的立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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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一方，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我相信……许多反对合作的激进分子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虔诚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允许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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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什么反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并非没有经过一番与良心和原则的内心搏斗。他们不是全都承认这种矛盾的心情，但是，担任卫生部长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坦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困扰着自由主义运动大部分成员的怀疑和担忧。据她自己生动地描述，她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乳汁。[72]在其离开内阁以后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会议上，蒙特塞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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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作为资深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73]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当我谈论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时，我可能说那是一种成就、一种经历、一种不断捍卫从我父母那里继承的思想的斗争生活，我认为，我加入政府、接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委派我担任的职务，其意义绝不只是任命一名部长那么简单。其他政党、其他组织、其他团体不可能意识到由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而造成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和现在的内部斗争及其成员的内心挣扎。他们不可能意识到，但人民可能意识到，如果人民意识不到，那就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被告知，对于曾经持续与国家进行斗争、曾经总是断言通过国家将一事无成、总是断言“政府”和“权力”这些词汇意味着对人类和民族自由的一切可能予以否定的我们来说，作为一个组织同时也作为个人加入政府意味着，不是一场根本意义上的历史冒险，就是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对整个运动、整个过去的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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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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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派为它在政府的代表时，我正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从七月十九日到十一月，我问心无愧地经历了整个这一段史诗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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