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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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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派为它在政府的代表时，我正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从七月十九日到十一月，我问心无愧地经历了整个这一段史诗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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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接受这个职务，我要独自克服多少郁闷、怀疑和痛苦啊！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强烈欲望。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离开了我视为生活的那种工作，意味着与联系着父母理想的整个过去断绝了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努力，要流多少眼泪才能做出的一种努力。但是，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我战胜自我接受了它。我接受了它，我准备为了那些我认为与过去的我毫无关系的事情弄清自己眼前的责任，条件是，我将永远保持忠诚、正直和诚实，永远忠实于父母和我毕生的理想。我就这样加入了政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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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塞韦里诺·坎波斯参加了做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这一决定的那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会议，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起初坚决反对指定她为四名部长之一，但最终迫于压力同意了。他说，被指定的另几个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75]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之后写信告诉我，被委派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四个人是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选定的。她指出，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代表工会中的右派，她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代表左派。她说：“[奥拉蒂奥·普列托]希望我能控制正统派的反对意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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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蒙特塞尼肯定地说，她个人［210］对在政府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断言，“尽管当时的政府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权力在街头，在斗争者和生产者手中，但是，[政府的]权力将被重新整合并加强，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是在与我们串通一气的情况下由我们帮助进行的，因此，这将在道德上毁掉许多我们的同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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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其反政府信条的这么一次彻底背离可能只是由某些理由非常充分的动机决定的。关于它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提供的下面这些动机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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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为环境所迫加入共和国政府的，”蒙特塞尼本人在成为内阁成员不久之后声称，“目的在于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覆辙：由于缺乏预见性、果断性和敏捷的思维，它们被驱逐出了革命运动，眼看着其他党派控制了革命。”[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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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承认：“当时我们只看到因为我们而造成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人加入了政府而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胜利成果都有付诸东流的危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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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算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委托给那些政党吗？”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问道，“决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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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的负责人曼努埃尔·比利亚尔写道：“出于防止工人和农民的胜利成果受到攻击、……防止发生宗派斗争、防止军队变成某个政党的工具、防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极权主义倾向并且排除独裁的危险……等特殊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被迫加入了政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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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离开内阁后声称，为了确保“外国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必须“给人造成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控制局面的印象”。[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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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想通过赋予在内战爆发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委员会以合法地位来控制西班牙的政治生活。[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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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包括与政府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奥拉蒂奥·普列托提出来的那些理由，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原因所作出的多种解释将是不完整的。他的儿子塞萨尔·M. 洛伦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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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蒂奥·普列托在多次发言、演讲、讨论和商议中说明了全国［211］劳工联合会必须加入政府的各种理由。它们可以概括如下：“自由主义者在共和派控制区并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精神或者物质力量，更不必说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了。即使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他们战胜了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反法西斯力量，革命也将受到经济封锁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压制。此外，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盲目和军事上的无能，共和国政府正在把共和派引向灾难，同时它还全力打击工人积极性及其民兵组织和革命成果。因此，必须在某种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框架内挽救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统一开展[军事]行动并且化解列强的压力。最后，自由主义者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由于参加各种地方或者地区的管理机构而事实上具有的意志以及人民大众想要看到建立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愿望必须通过承担最大的责任来实现。”[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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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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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的现状与未来》，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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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何塞·安德烈斯—加列戈《独裁统治时期的社会主义：1923—1930》，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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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何塞·安德烈斯—加列戈《独裁统治时期的社会主义：1923—1930》，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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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达马索·贝伦格尔《共和国的独裁》，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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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赫尔穆特·吕迪格《西班牙革命评论文集》，第25页。内战期间，吕迪格是国际工人协会驻西班牙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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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雷南，《西班牙迷宫》，第258—259页。另请参阅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76—77页；S.卡诺瓦斯·塞万提斯，《杜鲁蒂和阿斯卡索：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七月革命》，第15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一卷，第35—36页；理查德·A.H.鲁宾逊，《佛朗哥西班牙的起源：右派、共和国和革命，1931—1936》，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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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著名成员哈辛托·托里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九日《自由之路》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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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例见鲁道夫·罗克《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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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际工人协会原则宣言》，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号《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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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工人团结报》上的文章，见普恩特《宣传品》，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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