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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斯坦利·G.佩恩所提出的一份问卷，[41]奥尔洛夫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声明，他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派，因此，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九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并不准确。这一出入并不重要；考虑到将其斥为江湖骗子的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重要的是他确实知道属于极端秘密的这一委派。作为对同一份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还声明，克里维茨基从来没有担任过苏联秘密警察的高级职务，他只在海牙的一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联络点”工作过，那是“特工等级中最低的级别”。克里维茨基揭露了奥尔洛夫的特工组织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扮演的专制角色——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后者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可以把奥尔洛夫的声明当作一次姗姗来迟的贬低克里维茨基的尝试不予考虑。级别如此之低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可能像克里维茨基这样广泛而准确地了解内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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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奥尔洛夫前往西班牙之后没几个月，通过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外国共产党人、各级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所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密切配合采取行动，苏联秘密警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个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43]“事实上，”前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斯大林的秘密特工在共和国境内表现得仿佛是在蒙古共和国一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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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在左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营造者赫伯特·L.马修斯在他最后一部研究西班牙的著作《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的第113页写道：“博洛滕断言，西班牙的秘密警察‘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特工的‘一支武装’，而且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支影响事态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夸大其词。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然而，他在第110页写道：“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奥尔洛夫的指挥下，共产党人就已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不一定是共和国政府的——［221］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像站在佛朗哥一方的前合众社记者伯内特·博洛滕[实际上我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站在左派一方]所说的那样，内战期间始终有一个控制着整个共和派地区的‘独立的苏联警察系统’。当时有许多警务机构（休·托马斯认为有九个），包括一些合法机构。”[45]实际情况当然就像我在本书以及较早之前在《精心的伪装》中已指出的那样，在内战初期，属于不同工会组织和政党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纠察队、民兵小分队和巡逻队行使着警察的权力。如果像马修斯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这样的机构有很多，包括“一些合法机构”——这意味着不少机构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此外，如果像他承认的那样，共产党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下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那么，他所谓“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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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修斯同一本书的第120页引述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应当足以指出这种说法的漏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间，当时马德里命悬一线，大约一千名囚犯从模范监狱被带走，然后在马德里及其周围的村庄遭到杀害。……我相信，命令来自共产国际在马德里的代表，因为我知道，阴险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美国化名埃内亚·索尔门蒂]那天晚上在某个监狱对囚犯进行简单的审讯，当他像通常那样认定他们是第五纵队成员时，就用他的左轮手枪向他们的后脑勺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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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的成员，所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这些暗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所有书面和口头的证词中，奥尔洛夫始终把他在西班牙的任务说成是担任与人无害的“共和国政府在情报、反情报和游击战方面的首席苏联顾问”，[46]同时避免提到他在左派阵营内部事务中的秘密警察职能和专制角色，无论是对所谓右派还是对反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路易斯·费希尔认为奥尔洛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共和派控制区的特工负责人”，[47]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头衔，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西班牙公民的生活所行驶的权力。克里维茨基肯定地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组织有它自己的专用监狱。[一九七四年，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确认了这一事实。[48]]它的特工实施暗杀和绑架。它有许多秘密的地牢并且进行突然袭击。当然，它独立于共和派政府行动。司法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组织没有管辖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它面前，就连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一些高官也要发抖。苏联似乎控制了西班牙共和派占领区，那里仿佛已经是苏联的一块属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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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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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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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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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36页。关于军事叛乱的反对者就左派在革命恐怖初期的暴行所作的证词，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文塞斯劳·卡里略的演说；胡安·何塞·多门奇纳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今报》上的文章；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15—19、42—43和67—69页；米格尔·佩德罗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阿斯图里亚斯邮报》上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对桑切斯·罗加的采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11—112页。关于内战初期为了执行逮捕政权敌人的任务而建立的革命的后方民兵的情况，见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113—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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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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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巴伦西亚通讯》所报道的安赫尔·加拉尔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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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一人（见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等著《接近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史，1936—1939》中所收入的他的文章，第100页）。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提供了下列分类数字（见《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60页）：七百名军官，一千零九十名没有军衔的文官和一万三千名士兵，总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人，其中八千七百五十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留在左派阵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总人数是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人（见《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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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詹姆斯·米尼菲（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亨利·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一项法令授权财政部长为这支部队另外招募八千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个月后，这个数字提高到两万（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马德里官方公报》）。十一月中旬，内格林估计，这支部队很快将达到三万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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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巴克利，《西班牙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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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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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巴伦西亚《真理报》报道。内格林发布过一道与颁布的法令一致的命令，间接提醒边防警察部队全体人员应当避免参与政治活动并且把自己的“热情”限制在“履行对民主共和国合法政府的职责”上（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由于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更紧密，内格林无视这道禁令，从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为边防警察部队招募新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在离开该党后的一九四四年告诉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我们的忙，我们也帮他的忙。”对其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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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道路》所报道的菲德尔·米罗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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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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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威廉·拉斯特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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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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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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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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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内战结束之后维达利在墨西哥对我发表的评论，当时普恩特刚刚背叛了内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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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比森特·罗霍，《人们，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86页。内战结束之后，前总政治部下设部门官员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向我证实了这种不快。关于加西亚·马罗托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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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罗霍，《人们，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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