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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二章［222］ 国有化对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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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政府的意愿必须重建正规的警察部队并解散那些篡夺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的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还认为，通过将集体化企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中的集体化企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革命委员会在工厂里的权力同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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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开始进行时，何塞·希拉尔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为了提高政府面对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并使革命委员会的没收行为合法化，八月二日，希拉尔政府批准了工商部长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所提出的一项法令，要求国家接收那些被其拥有者或管理者放弃了的工商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在内战初期逃往国外、隐藏起来或者被监禁和被处决的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企业。法令规定，如果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在法令颁布四十八小时之内没有上班，国家将着手接收他们的企业，以保证企业继续运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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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最初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向官方指定的一些被工人委员会接管的马德里的工商企业分别派去人民阵线所有党派的代表各一名，[2]不过，这项法令仍然是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工业和商业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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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令紧随其后陆续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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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八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以及九月一日颁布的法令，”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写道，“希拉尔政府向各个电力公司连续派出政府顾问，并且成立了一个有权过问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的电力委员会（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由人民阵线各党派［223］代表组成：共和派的埃尔菲迪奥·阿隆索，社会党的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共产党的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劳动者总工会的曼努埃尔·洛伊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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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经济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那种被金融寡头利用或者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通过人民阵线各党派的代表进行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这些代表确信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尽管具有局限性，希拉尔政府采取的却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此之前从未采取过的革命性措施。因此，人们只能对它表示敬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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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化最终将使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组织安排反佛朗哥阵营的生产能力并且控制战争物资——它们经常被工会分发给当地居民以及自己的民兵组织[4]——的产量和分配，而且能够通过切断其主要源泉之一削弱革命左派的力量。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国有化带来的政治利益，而只是根据军事和经济的理由为其辩护。[5]集体化运动存在明显问题这一事实使共产党人在宣传活动中有机可乘。首先，集体化企业似乎毫不关心按照合理的军需生产专项计划准备配置技术工人、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满足于把资本家从工厂赶走然后自己成立委员会进行管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说，“没有尝试联系业务，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搞经济合作。我们的工作没有计划，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6]此外，只是因为可以产生高额利润，它们一直生产并非急需的民用商品，甚至生产奢侈品，结果造成原材料和人力的浪费。[7]根据迈克尔·塞德曼主要根据工会的原始资料对巴塞罗那经济革命所进行的研究，尽管工会和工人委员会通过引进新的机器设备、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尽量消除一些明显的漏洞而使生产更加标准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们“经常受到工人自身的抵制，工人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装病偷懒，破坏生产，拒绝接受工厂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约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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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泰罗尼亚地区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描述了最初的经济混乱：“在头几天的兴高采烈过后，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管理权。这导致产生了工厂、车间和货栈的工人委员会。在这种变化势必带来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工人委员会努力恢复生产。由于缺乏训练以及一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许多技术人员跟资本家一起逃走了——的破坏捣乱，工人委员会和临时组［224］成的其他机构不得不依靠工会的指导。……怀着比取得成功更高的期望，同样在经济问题上缺乏训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发号施令，以致工人委员会手忙脚乱，从而使生产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各个工会……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不同指示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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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赋予集体化运动——某些非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最重大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10]——以合法地位，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批准了一项关于“集体化与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案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倡议并由其在自治政府的代表、经济专员胡安·P.法夫雷加斯签署。[11]法令第二条规定，所有雇用工人超过一百名的企业将自动实行集体化，而雇工少于一百名的企业可以在多数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实行集体化。尽管法令的这一条款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情况合法化，但是，用佩雷斯—巴罗的话说，这项法令“试图协调整合以前由各个工会或工人委员会进行解释的个体实践”。[12]此外，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那位政府经济专员向每个集体化企业派出一名政府代表，这些企业被集中组成了一些大型的所谓工业总会。反过来，每个工业总会也在作为中央计划协调机构的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13]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非全都赞同这项法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接替法夫雷加斯担任经济专员的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随后写道：“我在担任经济专员之后不准备考虑或者实施这项法令；我打算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继续完成这项使命。”[14]他还在别的地方说过，这项法令扼杀了“工人在某个不需要任何专家建议的领域里的首创精神”。[15]因此，这项法令从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以及关于成立一个为集体企业融资的工商信贷银行的重要条款没有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当一些集体工厂的工人向自治政府的左翼共和派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请求资金帮助时，据后者自己证实，他试图“利用他们的困境获得集体化企业的控制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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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财政部长、中央集权论者和国有化的坚决倡导者胡安·内格林也想利用经济的混乱局面。“当内战爆发时，”他对路易斯·费希尔说，“工人组成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他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销售所得给自己发工资。现在他们没钱了。他们经常为了弄到流动资金和原材料来找我。我们应当利用他们的困境得到工厂的控制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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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有支持国有化的充分理由，但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225］反，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并且使之合理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计划。因为根本反对国家控制或国有化，[18]他们提倡由工会管理整个生产环节的集体化——或者如他们所说，社会主义化。[19]“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写道，“我们就将踏上通往独裁专制的道路，因为政府将会通过国有化来主宰一切，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情的绝对主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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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化将通过把生产掌握在工会手中消除政府专制的危险。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概念：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它将消灭竞争和重复生产造成的浪费，使制订同时满足民用和军事需要的行业生产计划成为可能，并且通过用效益较好的集体企业的利润提高待遇较差企业工人生活水平的方式遏制工人当中自私行为的上升势头。[21]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权威人士达尼埃尔·介朗说：“看来……工人的自我管理可能导致一种自私的排他主义，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巴塞罗那]通过创建一种中心平衡基金改善这一情况。……结果，公共汽车公司的超额收入被用来补贴效益较差的有轨电车公司。”[22]但是，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不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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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一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工会的领导人已经有限地采用了集体化形式，在局限于一个地方的某个行业，例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巴伦西亚的服装剪裁业、金属加工业和皮革制品业，锡切斯的制鞋业，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昆卡的伐木业，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巴塞罗那和比克的制革业以及阿利坎特省的制鞋业，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23]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局部集体化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个生产分支整合成为由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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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集体化的工作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开展。他们遭到了许多拥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企业的反对，这些企业既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控制的，也有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控制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效益较差的集体化企业。[24]另外，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主张政府拥有并且控制基础工业，[25]反对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集体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认为，社会党人的计划完全依靠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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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关于经济问题，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始终存在着观点分歧，”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证实，“因为实际上，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主张更有效地实行集体化时，它得不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地区和当地领导人的合作，他们极少关心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个重要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劳动者总工会的普通成员听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示。”[26]这种观点分歧使得既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集体化、也不可能通过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部分解释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经济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那个精心设计的工会管理下的工业集体化方案为什么只能纸上谈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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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业整合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另一个障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管理的许多企业实际上处于破产或者半破产状态，因此不得不请求政府干预以获得资金帮助。它们一般不向银行求助，因为银行都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控制着，那是支持共产党的联合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势力范围。由于蔑视金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来没有打算在银行雇员中组织工会，结果被劳动者总工会完全控制，内战期间它们对此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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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大部分工商企业，而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则控制了银行和另外一些信贷机构，这些银行和信贷机构受到一个由劳动者总工会和自治政府的代表组成的银行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愿把它们的资金存入既有的金融机构并且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那些盈利的企业在它们的经营场所囤积了大量现金。[28]这种囤积导致了严重的流通不足并且限制了本可以向效益较差的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信贷。希望改善这种状况的自治政府财政专员塔拉德利亚斯签署法令，规定所有超过一千比塞塔的款项必须用支票支付，[29]但是，没人理睬这项措施。“大量现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能流通，”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写道，“只要存在两个工会，只要几乎所有生产手段被一个工会控制而信贷手段被另一个工会控制，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30]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利用金融机构，同时因为它的集体化方案需要资金，所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建议，创建工会自己的银行，[31]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下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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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这种状况都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企业急需资金，以致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公开建议中央政［227］府进行干预，[33]仅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部门就收到了一万一千份要求资金帮助的申请。[34]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担任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大部分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且使之合法化，把国家的资金提供给那些处于破产状态的工团化[即集体化]企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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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得到政府的资助以挽救这些企业并且推进集体所有制的实施所做的努力没有成效。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证实，胡安·佩罗打算起草一项要求所有企业实行集体化的法令，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制止了他，总理警告他说，在西班牙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将会收回对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于是，佩罗重新起草了法令，不过，内阁没有批准这项法令并且对它作了修改。据佩拉特斯说，内阁把它交给了一个部长委员会，委员会把它修改得只剩下了一个框架。“但是，劫数仍然未到尽头。要使法令生效必须有钱，也就是说，贷款必须得到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批准。他像高利贷者一样讨价还价，终于批准了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额度。……最终，工业银行介入了，它进一步削减了贷款额度。”佩拉特斯最后说，结果，在工业部长使这项“明显保守”的法令生效之前，一九三七年五月发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政府危机，而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项法令”。[36]在这个政府中没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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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利用经济问题进一步为支持政府控制工业和金融业大造声势。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佩雷·阿迪亚卡声称：“经济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实体手中。”[37]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谈到“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时说：“即使当初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遗弃了他们的工厂和庄园而生产必须继续进行的事实，这些实验有正当的理由，后来的情况已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生产，工人没收被遗弃的工厂可以理解。……我再说一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会谴责它。……[但是]今天，当一个代表了所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力量的人民阵线政府存在时，这种行为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今天，为了供应前线和后方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立即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生产加强合作。……当战局仍然不明朗时，当得到外国法西斯援助的国内敌人正在疯狂进攻我们的阵地并且危及国家的未来时，匆忙地进行这些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荒唐可笑而且等于帮助敌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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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令全文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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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工商部在八月二日法令颁布前后对马德里的工业企业的干预，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官方公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工人世界报》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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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一卷，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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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劳动者总工会冶金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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