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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胡安·洛佩斯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发表的演说，收入洛佩斯所著《内战和革命中的联邦制观念》一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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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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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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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工人团结报》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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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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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49—352页。另请参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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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几天前，由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共和派青年运动组成的西班牙青年阵线将它的竞争对手革命青年阵线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它断言，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最大威胁是歪曲“我们的独立战争的性质”。“我们要让所有捍卫我们事业的青年人提高警惕，尤其是我们的自由主义青年兄弟，敦促他们疏远那些虚伪的朋友[托洛茨基分子]，疏远那些阴谋破坏我们的胜利成果的人。”（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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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在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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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关于发表在自由主义报刊上的指责共产党人企图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的其他言论，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道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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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何塞·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1936—1939》，第85页；另请参阅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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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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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四章［236］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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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控制的农业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可以对农村的形势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所颁布的法令中，最著名的显然当属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无条件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军事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1]“这项法令摧毁了大地主半封建势力的生存基础。”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评论道，“为了维护他们惨无人道的阶级特权，为了永远保持两个比塞塔的日工资标准和早出晚归的劳动时间，大地主发动了这场正在毁灭西班牙的血腥战争。”[2]这项法令的有关条款规定，将那些由庄园主或其管家直接耕种或者租给大的佃户耕种的农庄以永久使用权的方式分给农民和农业工人组织，按照大多数受益人的意愿由他们分别或者集体耕种。租种农庄土地的小型农户获准永久使用他们租种的土地，在干旱地区不超过三十公顷，在灌溉区不超过五公顷，在水果种植区不超过三公顷。[3]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断言，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是军事叛乱爆发以来所采取的最严厉的革命措施。……它消灭了农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私有财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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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用语给人以政府采取主动措施没收军事叛乱支持者的财产的印象，但是，这一措施实际上只不过是使农业工人和佃农已经实施的没收行为合法化。然而，共产党人经常说它起到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作用。社会党左派人士，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道：“我们在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许多这样的内容：‘由于担任部长的共产党人采取措施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农民现在拥有了土地。’……这种说法肯定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当中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宣传效［237］果，但是，它们无法说服多少了解一些实情的人。……在共产党人担任政府部长之前，根据我们联合会的指示，农民组织实际上已经没收了所有属于叛乱分子的土地。”[5]另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人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6]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因此，备受吹捧的十月七日法令——某个政党实际上宣称这项法令完全由它独力促成——并没有把那些庄园分给农民或任何人，因为几个月前农民已经开始耕种它们。当然，由于这是一项得到政府批准的法令，它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使没收财产合法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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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共产党人仍然宣称，农民得到土地应当归功于他们主动采取的措施。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两位著名党员写道：“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和农民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而是——通过共产党人主动采取的措施——从工人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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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项法令只适用于被指控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那些人的庄园从而在法律上并不允许没收属于共和派人士的财产，也不允许没收其他那些不支持佛朗哥将军叛乱的地主的财产，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它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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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长颁布的只是一项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七月十九日法西斯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的法令。当然，政府像往常一样落后于形势。农民没有等待用法令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在政府之前采取了行动，一上来就没收了地主的财产，从底层发动了这场革命。因为真正了解土地问题，他们比政府更有效率。他们不加区分地没收财产，无论其所有者参与还是没有参与叛乱阴谋。……将没收财产仅仅作为对那些直接参与或者帮助法西斯叛乱的人的一种惩罚并不解决西班牙革命的头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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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府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摧毁了不公正的特权制度，一种新的生活正在西班牙全国出现。只要它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要它死抱着七月十九日之后已经过时的制度和方法不放，它将永远被人民的进步甩在后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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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对这项法令的限制的批评同样来自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该联合会提出要求，应当修改这项法令，以便使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那些参与军事叛乱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因下列情况而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人：违反劳动合同，因为工人的思想信念不公平地解雇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向警察告发工人并且鼓励破坏罢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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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同意这种修改。为了寻求反佛朗哥阵营中的有产阶级的支持，它不能让那些在内战之前就对工人运动怀有敌意的中小地主产生反感，于是，通过其控制的农业部和土地改革协会，它以十月七日法令的限制为依据，实际上支持了中小地主所提出的归还他们土地的要求。“我可以告诉你们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村的情况，”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因为我与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农业地区保持着日常联系。为了向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地主归还他们曾经拥有的财产……农业部派代表去了这些地区。农业部长说这些人是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小地主！农村的政治恶霸和阴谋反对工人的人是小地主？雇用二十或者二十五个工人而且拥有七八头耕牛的人是小地主？我要问的是，农业部长的政策目的何在，‘小地主’这个词的确切定义是什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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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甚至保护内战之前属于右翼党派的农场主，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它在那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农民的敌意。一名社会党人在谈到农民联合会时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派最顽固的残余人员，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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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共产党不顾中小地主的政治背景保护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社会党左派之间迅速发展的激烈冲突，正如我们所知，后者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13]共产党人要求集体化应完全自愿，[14]从而意味着既要尊重共和派地主的财产权，也要尊重右派地主的财产权。尽管不赞成对共和派小地主的土地强制实行集体化，社会党左派仍然反对为了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公开冲突的小地主的利益影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写道：“不［239］应强迫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应当向每一个自觉主动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提供慷慨的技术、经济和道义援助。当我们说‘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时，我们有意将公然敌视工人阶级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如今总是哭哭啼啼并且企图潜伏起来的卑鄙恶毒的政治恶霸排除在外，他们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一支真正的第五纵队。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解除他们的反抗能力。如果不顾勇敢的农民战士所曾遭受的监禁、折磨和苦难，想方设法以这些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富农组织，那将造成一场真正的灾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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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他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证实，他在土地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消灭农村的社会党人”，同时争取农民的支持。[16]在这部反省自身的回忆录中，卡斯特罗将其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这些想法显然也是党的想法。“我们需要所有那些疯狂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的人。”他回忆说，“我们现在需要他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需要他们——只要这能使我们夺取政权并且巩固我们的政权。以后，我们可以讨论它！以后，我们可以澄清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会说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每天都得公开宣称，土地是他们的，党将把土地分给他们，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资金、种子、农具和建议。只有当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财产的主人时，他们才会为保卫这些财产而斗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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