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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集体化的攻击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共产党的军队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地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史学家和积极分子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那里建立了大约三百个“示范”集体农庄。[26]在马德里出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共产党民兵第十一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对杀害大批卡斯蒂利亚农民负有责任，共产党人指控这些农民是“不法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在托莱多的莫拉，被处死的农民多达六十人。[27]利斯特从不否认他杀害了这些人。他在多年以后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怖专政，这导致每天都有农民逃出村子……去投敌”。他说，他结束了这种状况。“必须在托莱多的莫拉设立一个法庭，采取非常坚决、严厉的措施。后来，有人指控我枪毙了某某、某某人。我回答说，的确，我的确枪毙过一些人，而且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还这么做，因为，如同我在回答指控时所说，我打仗不是为了保护强盗，也不是为了压榨农民。我是为解放人民而战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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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化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将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的士气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因为，尽管集体化在一些地区遭到大多数农民的诅咒，但是，［242］在另外一些地区，大批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集体农庄。时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著名作家拉尔夫·贝茨是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革命的权威，他在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之后写信告诉我：“共产党对集体化的攻击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存在强制推行集体化等大量问题，但是，也有许多正常的集体农庄，即，自愿组织的集体农庄。”[29]例如，在托莱多省，甚至在内战之前那里就有集体农庄，[30]据一份倾向于共产党的原始资料提供的数字，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民决定支持集体耕种土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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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对集体农庄的运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高潮——就连比较成功的集体农庄也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陷入了经济困境——失望和恐惧的气氛开始笼罩着农庄的劳动者。人们不再下地干活儿或者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因此，大量即将收获的农作物有烂在地里的危险，而这些农作物对于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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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共产党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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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农业部长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243］各种形式的帮助，以使它们能够“令人满意地尽快开展适令农业生产劳动”。[32]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提供帮助。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将帮助法令受益者的任务交给了农业部长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协会。据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从那以后，土地改革协会以贷款、农具、种子以及肥料的形式向集体农庄提供了五千万比塞塔。[33]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些帮助仅仅提供给那些接受土地改革协会干预的集体农庄；因为，由于政府干预威胁其集体农庄的自主权而不让政府插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土地改革协会拒绝向所有集体农庄提供来自农业部长的帮助。[34]另一方面，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国家农业信贷机构执委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即使不允许土地改革协会超越其权限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和帮助，这些集体农庄还可以向国家农业信贷机构申请资助，除了相关贷款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之外，没有任何风险控制。[35]但是，这个在农业部的支持和赞助之下工作的机构——其执委会中除了农业部的官员之外还有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36]——直到一九三七年夏末才开始正常运转。此外，据卡多纳·罗塞利说，尽管它向申请资助的集体农庄提供巨额贷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官方机构的怀疑态度而且担心贷款可能限制自己的独立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集体农庄并没有利用这个机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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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农业部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这项法令的前言写道，政府有必要提供帮助，以避免出现“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参加叛乱的剥削者的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法令的第一条说：“为了通过土地改革协会提供帮助，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所有集体农庄在本农业年度均被认为是合法的，[38]因此，土地改革协会所属部门不会受理要求归还被上述集体农庄所占用之土地的任何申诉……即使是在有人指控没收土地的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确定被集体化之土地以前的拥有者或受益者的政治身份时出现差错的那些地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道，“保证集体农庄合法性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是建立它们的革命行动，因此，任何针对它们设计的法律或政策都不能影响它们。”它避而不谈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只是暂时得到了承认而已。它宣称：“[该法令]给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39]然而，几个月后，在一项共同行动计划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使集体农庄合法化的要求。[40]这并没有使情况改变，因为，直到内战临近结束时，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仍在坚决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41]实际上，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比森特·乌里韦，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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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这项法令为集体农庄的合法性所提供的保证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在那个重要的收获季节，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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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作物刚刚收获完毕，人们立即又担忧起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它在五月进行了改组，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加入这个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内战初期，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在共产党人于八月初通过短暂但紧锣密鼓的宣传为解散该委员会做好了准备之后，[43]根据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令，在内阁充分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恩里克·利斯特所指挥的第十一师开进阿拉贡地区并且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44]为了不引起怀疑，第十一师受命在中部前线的布鲁内特战役之后前往阿拉贡地区“休整”，而中央政府秘密批准的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法令直到该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才公布。[45]“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244］委员会。”利斯特写道，“结果，第二天，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46]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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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同时，支持共产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共产党[48]——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9]在第十一师的武装力量支持下，曼特孔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且逮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50]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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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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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形势，共产党再次改变了它的政策，于是，一些被解散了的集体农庄得到恢复。“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52]写道，“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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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阿拉贡地区的破坏集体农庄活动之后，在其他地方，面对以前的地主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的尝试，共产党不得不转而支持集体农庄。[54]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和前后方的士气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共产党需要反佛朗哥阵营中的中小佃户和地主的支持，它也不能允许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领导下争取操控国家事务。为了使国内外政策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党人必须居［245］高临下。只有精心地使棋盘上的棋子相互制约，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本身固有的力量——尽管它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微妙平衡，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居中斡旋的人。因此，如果最初共产党人认为通过与中间阶层的民众结盟消灭极左派的力量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防止中间阶层的实力过分加强从而威胁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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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企图以一个阶层制约另一个阶层的努力长时间无法取得成效，除非他们可以控制前线和后方的武装力量，除非他们能够把独立的革命民兵武装并入由服从他们意愿的参谋军官和政治委员所指挥的正规军。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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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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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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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公顷约合二点五英亩（约合十五市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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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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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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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卡斯特罗证实莫赖塔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手下工作（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86页）。关于莫赖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幻想破灭（他对卡斯特罗说：“你们都是斯大林主义造就的人，都是被一个教条、一台可怕的机器、一种动物法则以及一种侵蚀了你们灵魂的仇恨所驱使的疯子。”）的一段富有启发性的描述，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99—504页。一九三七年春天，他被另一名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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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四八年十月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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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塞·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1936—1939》，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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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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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了土地革命》，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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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自由青年报》所报道的演说。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前进报》上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给农业部长的信，前者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的话，据他说，农业部派往该省的代表已经要求把那些不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后者对土地改革协会的一名代表下令将巴达霍斯省加瓦尤埃拉村的一座大庄园物归原主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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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发表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上的文章《西班牙农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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