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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同时，支持共产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共产党[48]——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9]在第十一师的武装力量支持下，曼特孔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且逮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50]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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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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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形势，共产党再次改变了它的政策，于是，一些被解散了的集体农庄得到恢复。“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52]写道，“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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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阿拉贡地区的破坏集体农庄活动之后，在其他地方，面对以前的地主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的尝试，共产党不得不转而支持集体农庄。[54]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和前后方的士气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共产党需要反佛朗哥阵营中的中小佃户和地主的支持，它也不能允许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领导下争取操控国家事务。为了使国内外政策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党人必须居［245］高临下。只有精心地使棋盘上的棋子相互制约，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本身固有的力量——尽管它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微妙平衡，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居中斡旋的人。因此，如果最初共产党人认为通过与中间阶层的民众结盟消灭极左派的力量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防止中间阶层的实力过分加强从而威胁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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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人企图以一个阶层制约另一个阶层的努力长时间无法取得成效，除非他们可以控制前线和后方的武装力量，除非他们能够把独立的革命民兵武装并入由服从他们意愿的参谋军官和政治委员所指挥的正规军。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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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马德里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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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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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公顷约合二点五英亩（约合十五市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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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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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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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卡斯特罗证实莫赖塔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手下工作（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86页）。关于莫赖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幻想破灭（他对卡斯特罗说：“你们都是斯大林主义造就的人，都是被一个教条、一台可怕的机器、一种动物法则以及一种侵蚀了你们灵魂的仇恨所驱使的疯子。”）的一段富有启发性的描述，见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99—504页。一九三七年春天，他被另一名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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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四八年十月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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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塞·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1936—1939》，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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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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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了土地革命》，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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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自由青年报》所报道的演说。另请参阅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前进报》上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给农业部长的信，前者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的话，据他说，农业部派往该省的代表已经要求把那些不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后者对土地改革协会的一名代表下令将巴达霍斯省加瓦尤埃拉村的一座大庄园物归原主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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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发表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上的文章《西班牙农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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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敌意的种种迹象，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各省的书记对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就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前进报》以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集体所有制》（A.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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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实例见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的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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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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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395和397页。卡斯特罗在扉页前面确定了该书的基调：“为了充分了解[共产党人]，你首先不能听信他们，以免受到他们的蛊惑。第二，你必须随时观察他们，直到你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第三，你必须通过人而不是通过宣传材料和统计资料了解他们的社会主义。我从审视自己开始认识他们。因此，我相信这本书会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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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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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卡里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的讲话（卡里略，《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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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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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另请参阅《为了土地革命》，第42—43页和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马德里省书记拉蒙·阿尔科斯·阿尔瑙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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