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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维达利向《莫斯科每日新闻》副主编安娜·路易莎·斯特朗讲述了第五团的组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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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立即创建一支军队和参谋部，因为大部分武装力量参与［268］了叛乱。我们最初只是一些聚集起来的同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许多人甚至不会使用步枪。……我们只有满怀热情、立场坚定的民众，他们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武器，追随任何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奔向任何他们听说必须从敌军手中夺取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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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利用任何随便懂点什么的人，让他来做军官。有时看看面相就足够了，看到聪明坚定的目光之后就对那个人说：“你当队长，由你组织和指挥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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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占用了慈幼会修道院——我们总共六百人，其中两百名共产党员。我们决定组成队伍，国防部门说：“你们将是第五营；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四个营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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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说，“我们应当是第五团，因为我们至少将达到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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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前面那四个营仍然是在纸上谈兵，而第五营不到十天已经有了六千人。当时[希拉尔]政府给我们写信都是说“第五营的同志们”，我们则以“我们第五团”的名义回信。在我们达到六千人之后，他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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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心创建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应当树立一个纪律的榜样。我们称之为“铁军”。……我们为这个团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口号，以建立一支铁打的部队，“决不让受伤或者阵亡的战友落到敌人手中”是其中之一。另一句口号是，“如果我的战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前进或者后退，我有权利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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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觉得这非常可笑。西班牙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说，谁也不会接受这种纪律。当我们的第一支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金属制造工人组成的铁军列队走过这座城市时，它引起了一阵轰动。[10]在那以后，除了我们正规的民兵第五团正常的征兵之外，我们通过挑选战士建立了二十八个这样的铁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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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第五团民兵的誓言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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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民的儿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民兵自愿接受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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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西班牙人民和共和国政府保证……用我的生命捍卫民主自由，捍卫进步与和平的事业，为民兵的称号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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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通过严格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维护并且协助维护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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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戒绝不道德的行为并且阻止战友采取这种行为，以使自己始终正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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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帮助捍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如果我没有履行这一庄重的誓言，那就让我的战友羞辱我并且让我受到［269］法律的无情惩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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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成功地征召了大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以及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它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宣称，当时它有六万名士兵在不同的前线作战。[13]尽管恩里克·利斯特在内战期间声称第五团由十三万人组成，[14]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列出了更切实的数字：六万九千六百人。[15]另一方面，支持右派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他那部四卷本的人民军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声称，第五团的征兵总数，包括由它征召并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瓜迪克斯和马德里的训练中心训练的部队，绝不超过三万人。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共产党所宣称的六万人这个数字，必须包括第五团中的国际纵队，它们最初使用第五团指挥部的印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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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恩里克·卡斯特罗说，第五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培训中心”。[17]它在政治和精神以及经济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参军者的生活进行指导，从这个中心走出了许多具有统一方法和组织的部队。“它们是一套部件的组成部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写道，“时机一到就能重新组成一支军队。它们的军官等级分明，他们的命令以志愿者参军时所接受的纪律规范为后盾。同时，政治委员监控并且培养战士们的政治热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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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的宝贵财富之一是职业军人的合作，不仅是那些战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职业军人——例如第五团的指挥官之一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19]他是民兵武装监察长，民兵部队无论需要从国防部得到武器还是资金，都得向他提出申请[20]——的合作，而且还有其他职业军官的合作，尽管后者远未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的温和的宣传、[21]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组织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因为，似乎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建立一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军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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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战时气氛中，共产党的纪律性无疑是它的重要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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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因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榜样而必然受到人们的信任。”一名并非共产党人的职业军官写道，“这样做不仅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而且大量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希望为国参军打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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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偶然遇见某个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时，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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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可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过去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吗？你一直是一个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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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被问的人回答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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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纪律性、职业军官的追随以及具有军事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帮助组建国际纵队之前均时间不等地加入过第五团——的合作肯定是一种优势。[24]最重要的是，第五团在苏联武器的分配上比其他部队受到的优待。关于九月开始陆续运到的轻型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我注意到，这些武器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而是对那些组成所谓第五团的部队给予某种明显的优待。”[25]恩里克·利斯特在将第五团解散然后编入正规军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吹嘘说，第五团有数千挺机关枪和数百门大炮。[26]尽管根据利斯特本人三十年后所估计的少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关枪数量[27]来判断，出于战时宣传的目的，这些数字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如拉尔夫·贝茨所说，第五团的部队得到了“精良的武器”。[28]由于这种优待，由于向第五团的许多人提供的在苏联接受坦克手训练的机会，[29]加上共产党的纪律和效率的吸引力，第五团可以从非共产党人兵源里大量招兵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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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大批涌入似乎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论点，即，第五团不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一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我们组建第五团不是为了拥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说，“共产党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党想要的是一支强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军队，一支能够赢得战争进而能够巩固胜利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一支保护工农利益、保护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的人民军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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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共产党的《国际新闻通讯》所表明的那样：“从一开始，第五团就被共产党召至旗下并在政治上受其影响。”[31]的确，它处在共产党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之下，另外，在内战初期的六个月，它实际上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快，它将成为新的国家正规军人民军的基础——热情之花本人在战后承认，人民军被“计划用来在确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结构时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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