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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通过严格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维护并且协助维护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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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戒绝不道德的行为并且阻止战友采取这种行为，以使自己始终正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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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帮助捍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如果我没有履行这一庄重的誓言，那就让我的战友羞辱我并且让我受到［269］法律的无情惩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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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成功地征召了大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以及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它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宣称，当时它有六万名士兵在不同的前线作战。[13]尽管恩里克·利斯特在内战期间声称第五团由十三万人组成，[14]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列出了更切实的数字：六万九千六百人。[15]另一方面，支持右派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他那部四卷本的人民军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声称，第五团的征兵总数，包括由它征召并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瓜迪克斯和马德里的训练中心训练的部队，绝不超过三万人。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共产党所宣称的六万人这个数字，必须包括第五团中的国际纵队，它们最初使用第五团指挥部的印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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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恩里克·卡斯特罗说，第五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培训中心”。[17]它在政治和精神以及经济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参军者的生活进行指导，从这个中心走出了许多具有统一方法和组织的部队。“它们是一套部件的组成部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写道，“时机一到就能重新组成一支军队。它们的军官等级分明，他们的命令以志愿者参军时所接受的纪律规范为后盾。同时，政治委员监控并且培养战士们的政治热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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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团的宝贵财富之一是职业军人的合作，不仅是那些战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职业军人——例如第五团的指挥官之一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19]他是民兵武装监察长，民兵部队无论需要从国防部得到武器还是资金，都得向他提出申请[20]——的合作，而且还有其他职业军官的合作，尽管后者远未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的温和的宣传、[21]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组织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因为，似乎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建立一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军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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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战时气氛中，共产党的纪律性无疑是它的重要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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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因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榜样而必然受到人们的信任。”一名并非共产党人的职业军官写道，“这样做不仅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而且大量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希望为国参军打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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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偶然遇见某个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时，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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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可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过去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吗？你一直是一个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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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被问的人回答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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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纪律性、职业军官的追随以及具有军事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帮助组建国际纵队之前均时间不等地加入过第五团——的合作肯定是一种优势。[24]最重要的是，第五团在苏联武器的分配上比其他部队受到的优待。关于九月开始陆续运到的轻型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我注意到，这些武器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而是对那些组成所谓第五团的部队给予某种明显的优待。”[25]恩里克·利斯特在将第五团解散然后编入正规军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吹嘘说，第五团有数千挺机关枪和数百门大炮。[26]尽管根据利斯特本人三十年后所估计的少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关枪数量[27]来判断，出于战时宣传的目的，这些数字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如拉尔夫·贝茨所说，第五团的部队得到了“精良的武器”。[28]由于这种优待，由于向第五团的许多人提供的在苏联接受坦克手训练的机会，[29]加上共产党的纪律和效率的吸引力，第五团可以从非共产党人兵源里大量招兵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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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大批涌入似乎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论点，即，第五团不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一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我们组建第五团不是为了拥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说，“共产党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党想要的是一支强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军队，一支能够赢得战争进而能够巩固胜利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一支保护工农利益、保护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的人民军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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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共产党的《国际新闻通讯》所表明的那样：“从一开始，第五团就被共产党召至旗下并在政治上受其影响。”[31]的确，它处在共产党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之下，另外，在内战初期的六个月，它实际上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快，它将成为新的国家正规军人民军的基础——热情之花本人在战后承认，人民军被“计划用来在确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结构时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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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坦率承认的这一点增加了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证言的可信度。在脱离共产党[33]之后，卡斯特罗公布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从他担任第五团团长时对该团的党内同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摘录的。“同志们，”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场战争，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战［271］争。只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在一个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需要有一支军队来进行战争。……我们准备成为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支军队将是我们的军队——注意听好——我们的军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支军队将是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我们将指挥这支军队，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其他人看着好像是人民阵线的战士。明白了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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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话的直言不讳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因为难以想象一名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竟会认识不到人民阵线联盟只是一种暂时的合作，其目的在于促进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目标，因此，“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将是影响现在与未来的革命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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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一份共产党的军事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下列内容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仍然存在着某些同志缺乏责任感的现象，尽管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他们为了在城里到处转悠离开他们的岗位，我们知道，这种转悠的结果是喝得烂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历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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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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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47、50和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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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采访中，内战之前以石匠为业（至今仍然是一名莫斯科的坚定支持者）的利斯特声称：“[我]比上校、少校和上尉具有更多的军事知识，尤其是在兵力悬殊的战斗、街头巷战和这一类事情方面，为此我在莫斯科的一所特殊学校进行了十四个月的训练。但我不能[公开]说我具有这种专业知识，处于同样位置的莫德斯托也不能说。内战期间大家都相信，这个石匠或那个木匠能够显示出某种仿佛从天而降的军事才智是直觉的奇迹。”（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胜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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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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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劳德·科伯恩，《不和谐的鼓吹》，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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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434页。恩里克·卡斯特罗最初是作为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介绍给读者的。由于他在内战期间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现将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列在这里以免引起混乱。一九三六年七月：（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负责人和第五团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世界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负责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历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共产党马德里省委农业书记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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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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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37—343页。更多关于维达利—孔特雷拉斯（他在美国被称为埃内亚·索尔门蒂）的情况，见艾萨克·唐·莱文《一个刺客的心灵》，第70—71和79—80页；维托里奥·维达利，《第五团》和《西班牙的漫长战斗》，第29—94页以及《民兵：民兵第五团日报》。这份包括维达利的文章和讲话的报纸的全集一九七三年在米兰出版（维托里奥·维达利作序）。另请参阅维托里奥·维达利《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以及（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G科洛德尼所写的序言，该序言以下面这一段话作为结束：“卡洛斯，在你的年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你年轻时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那颗红星马上就将如日中天。因此，在未来，卡洛斯，当你的子孙后代像你一样对时代产生影响时，他们可以说，有人说过；有个人开辟了这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达利涉嫌参与暗杀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以及暴力杀害卡洛·特雷斯卡、胡里奥·A.梅利亚和蒂娜·莫多蒂（玛丽亚·鲁伊斯），是这些行动的主谋，见胡利安·戈尔金《暗杀托洛茨基》，第235—240页和戈尔金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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