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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分别见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和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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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二卷，第169页。另一方面，担任第五团第一政委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的漫长战斗》中两次赞扬了克莱贝尔（第203和304页）；第三旅的共产党人指挥官何塞·马里亚·加兰也在苏联的历史刊物《军事史杂志》上赞扬了克莱贝尔，载（一九六一年）第七期，第85—86页，尽管他没有提到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杰出贡献。令人感兴趣的是，他说克莱贝尔的两个兄弟列奥·斯特恩和沃尔夫·斯特恩在马德里前线“与他[克莱贝尔]并肩作战”，但他没有说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提到他这两个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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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弗朗茨·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74—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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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例如，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30—131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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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275页。对博克瑙说法的批判性分析，见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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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根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英国共产党人、记者、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和总政治部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的口头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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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战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罗霍本人提到克莱贝尔被解职，但是没有说将其解职的原因或负责人（《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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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05页。另请参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463页，注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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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埃德加·安德烈（Edgar André，1894—1936），德国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被处以斩首。国际纵队的第一个营遂以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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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Jan Henryk Dąbrowski，1755—1818），波兰将军，因参加一七九四年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将军领导的反俄起义而成为波兰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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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追随共产国际在德国推行斯大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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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一章［306］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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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最困难的那些日子的短暂荣耀，还是比森特·罗霍少校在后方进行的非常宝贵的组织工作，都不应抹杀苏联军事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所起的作用，他指挥着中部前线的苏联炮兵、坦克和空军部队。路易斯·费希尔在西班牙可以随意接近苏联军官，[1]据他说，戈列夫是马德里的真正英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战后写道，“我去国防部拜访掌控军事形势的戈列夫将军。……他组织了马德里保卫战。与其他人相比，他才是马德里的救星。”[2]这也是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看法。[3]另一方面，在科利佐夫的日记中，凡是提到戈列夫的内容，无论明显还是隐晦，不是被作者去掉了，就是被苏联的书报检查人员删除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在一九三八年发表时戈列夫将军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销声匿迹，[4]同时，科利佐夫日记则给予罗霍慷慨的赞扬。[5]对比之下，斯大林死亡十年后，《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罗霍只是一笔带过，却以显著的位置记述了戈列夫的经历。他写道：“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很少造访[国防]部的地下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他不到四十岁，但却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聪明、含蓄，同时充满激情——我甚至可以说他富有诗意，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要说人们信任他一点也不为过：他们认为他是福星。六个月后西班牙人学会了如何打仗，产生了才华出众的指挥官——莫德斯托、利斯特以及另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可能除了参谋长罗霍之外，共和国军队的指挥官中几乎没有具有魄力和军事知识的人。在十一月的那几天，戈列夫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外围阻止了法西斯分子的进攻。”[6]即使是坚决否认戈列夫“或其他任何外国人”负责指挥了马德里保卫战的罗霍也承认，戈列夫将军“大部分时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苏联作战物资陆续到达之后那一段为马德里而战的艰难时期”，通过“有效的配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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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现有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充分肯定克莱贝尔在战场上作［307］出的重要贡献的情况下，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功劳属于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罗霍和戈列夫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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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被人称为格里申将军的扬·К.别尔津将军是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8]因为苏联多年的沉默导致人们经常把戈列夫将军与他混为一谈，[9]所以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如今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间苏联出版的一些书籍表明，戈列夫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兼米亚哈将军的顾问，因此也是比森特·罗霍的顾问，而别尔津则是地位最高的苏联军事顾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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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联问题专家戴维·达林说，别尔津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即格鲁乌（ГРУ）的首任局长，领导这个情报部门达十五年之久。[11]他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被派往西班牙领导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事实说明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在斯大林眼中的重要程度。据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惠特克·钱伯斯说，被朋友们称为老头（Старик）[12]的别尔津是其“国际负责人”，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网知道他的这个绰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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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保卫战中，戈列夫得到一批苏联高级军官的帮助：Г.И.库利克，戈列夫的直接上司，在西班牙被称为库珀尔将军，担任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顾问；[14]Д.Г.帕夫洛夫，化名巴勃罗将军，指挥苏联坦克部队；[15]Н.沃罗诺夫，化名博尔特，负责苏联炮兵部队；[16]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人称道格拉斯将军，[17]苏联空军部队指挥官并且担任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的顾问。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被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空军司令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是一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和普列托的私人朋友，他出身于阿拉瓦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是著名的保守政府首相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在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共产党人的纪律性和效率及其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像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伊达尔戈与妻子一起加入了共产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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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一九三七年二月重要的哈拉马河战役，共产党人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谈到了帕夫洛夫：“从二月六日到十三日，他实际组织了共和派的抵抗。巴勃罗将军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聪明、勇敢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他在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安东尼奥上尉是将军不可或缺的助手，担任他的翻译、副官和秘书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工作。我是在列宁学校认识的上尉，他在那里叫平托斯，战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用真实姓名克拉夫琴科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最高奖励。”[19]关于雅科［308］夫·斯穆什克维奇，Г.普罗科菲耶夫空军少将写道：“[他]是组织共和国空军大规模行动的灵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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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津、戈列夫、帕夫洛夫、斯穆什克维奇和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穆什克维奇的Е.С.普图欣，[21]还有同一时间接替别尔津、在西班牙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22]均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在此期间，”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的谴责斯大林的著名讲话中宣称，“在西班牙和远东获得了军事经验的指挥员骨干几乎全部被清洗。”[23]据竟然免遭清洗的伊利亚·爱伦堡说，许多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指挥官“随后几年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24]路易斯·费希尔把处决他们归因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红军之间“长期的激烈竞争”，红军不满自己“受到部队中不明人员的暗中监视，监视者搜集真假情报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这种状况早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已存在，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他们始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随意摆布’和‘暗中监视’。他们向斯大林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却被处决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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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苏联记者的命运好不了多少。《消息报》的爱伦堡，塔斯社的米罗娃和《真理报》的科利佐夫，这三个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著名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只有爱伦堡幸免于难。米罗娃在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后被逮捕，[26]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至于科利佐夫，他既是杰出的记者和文人，又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私人代表，每天要从马德里通过电话与这位苏联独裁者讨论一两次西班牙的形势，[27]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死于监禁中，死后名誉得到恢复。[28]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三卷收入了科利佐夫的条目，然而，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之前准备出版的第二版第二十二卷中，他的条目被删掉了。他的文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版，当时他仍然深受斯大林的宠爱，但是，直到这位独裁者死了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他的文集才得以再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科利佐夫的弟弟Б.Е.叶菲莫夫在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作家》（《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第一卷的科利佐夫条目中说，他“死于暗藏的人民敌人的罪恶之手”。[29]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散文作家》（《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и—прозаики》）更加直言不讳：“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期，当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为暴政和专制的受害者时，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戛然而止。”[30]不过，受后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比较温和的态度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二卷虽然恢复了科利佐夫的条目，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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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返回苏联之后科利佐夫并没有立即被捕，因为他在当年五月探望了路易斯·费希尔。“他仍‘一切正常’。”费希尔在一九四一年写道，“这也是他竟敢来看我的原因。同一年[一九三八年]他遭到清洗。他［309］的文章和书籍不再发表和出版，他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他被枪毙了。他可能是仅次于拉狄克（36）的最有影响的苏联记者。顺便说一下，科利佐夫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卡尔科夫’。科利佐夫对西班牙充满了感情。但是，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他把自己隐藏在一团烟幕中，因而产生了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同样冷漠的文字——编辑的废话和文章的糊弄。这使他显得华而不实，玩世不恭。”[31]英国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伦敦的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记者，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他在退出英国共产党之后所写的自传里对科利佐夫作了下面这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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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他是《真理报》的主笔，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一段时间还是斯大林本人的好友、喉舌和直接代理人。他是一个粗壮的小个子犹太人……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一张我曾见过的表情最为丰富的脸。他的脸上经常露出一种极其快乐的表情——和一种强烈的期待，尽管环境令人沮丧，他仍然期待你和其他所有人尽力使事情更加有趣。他说话尖酸刻薄[他曾经是莫斯科的讽刺周刊《鳄鱼》的编辑]，[32]对其认为平庸无能甚或只是华而不实的人冷酷无情。不太了解他的人——尤其是那些非俄罗斯人——认为他的谈吐、他讲的辛辣尖刻的犹太笑话以及他对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和事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在我看来，把一个对生活怀有如此炽热感情的人说成“玩世不恭”绝不会是恰当的。实际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含有或可能含有的某种意思，人们生硬地使用了这个词，但这样使用并不正确，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33]……当西班牙内战走向可怕的结局而支持共和派的欧洲各国人士真正变得玩世不恭、心灰意冷、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心和热情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与科利佐夫交谈。……他是一个能够看出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他想象得到半数高喊的口号是空话，许多著名的英雄不是滥竽充数就是江湖骗子，但这不会让他烦恼，也不会减弱他的精力和热情。……科利佐夫曾经让我担任《真理报》驻伦敦记者。这个职务我只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没过不久就传出了他消失的消息。作为他个人任命的人，我只能不声不响地离职。我不知道科利佐夫哪一天在莫斯科出了事或者据说出了事。他的垮台——以及据人们推测他被处决——发生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因此，许多人听说之后无法相信。他们散布消息说，他被作为高级特工以另一个名字派往中国。他的许多朋友多年来始终对此深信不疑，一厢情愿地安抚自己悲伤的心情。他出事的消息使另一些朋友方寸大乱，他们变得心灰意冷，彻底变成玩世不恭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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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以最高顾问的身份在西班牙工作的苏联高级［310］军官中，只有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别尔津和戈列夫是内战期间遭到清洗的。其他人是后来遭到清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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