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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叶若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的总指挥，他本人就是把西班牙当作苏联的一个省看待的。另外，别尔津在苏联各地的一些红军战友已经被捕，因此，别尔津本人的性命也不比别人更安全。由于他的许多战友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他提交的任何报告都将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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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斯塔舍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西班牙的形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名僵化正统的共产党员，斯塔舍夫斯基也觉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共和派控制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像别尔津将军一样，他反对苏联人在西班牙领土上采用的专横的殖民主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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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舍夫斯基不喜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托洛茨基分子”，因此赞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待他们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当尊重西班牙合法的政治党派。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斯大林也许可以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西班牙政策。“大老板”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斯塔舍夫斯基相当得意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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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两人被召回莫斯科，接着便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销声匿迹。克里维茨基说他们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召回的，他还说，当时人在巴黎的斯塔舍夫斯基的妻子告诉他，她丈夫和别尔津将军“曾路过巴黎，但只是在匆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停下来换车”。克里维茨基还说：“处决红军的重要指挥官对别尔津是一种不祥之兆。与斯塔舍夫斯基一样，自从大约二十年前苏维埃革命爆发以来，他与被清洗的那些政委和将军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在西班牙的功绩及其绝对服从的耿耿忠心一点用处也没有。”[44]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里维茨基明显地把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命运与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做法提出批评联系起来——至少部分联系起来；尽管一九三八年叛逃的奥尔洛夫到达美国之后肯定知道克里维茨基对他的指责；尽管人们还会记得，他在一九六八年回答斯坦利·佩恩提出的问题时特意诋毁了克里维茨基，但是，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他对克里维茨基的指责只字不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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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戈列夫将军，爱伦堡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他的“命运”，[46]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担任苏联大使馆海军武官和西班牙共和国舰队顾问、人称科利亚的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47]在其一九六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书中说，戈列夫受到了“镇压”，但是没有说明时间。[48]“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奥尔洛夫写道，“戈列夫是在刚刚获得列宁勋章两天之后被捕的，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为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杰出贡献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向他颁发了这枚勋章。这个插曲表明，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知道谁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处决的事情仅仅由两个人来决定：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除了证实戈列夫和别尔津遭到逮捕并且未经审判被处决之外，奥尔洛夫还提供了部队指挥官科列夫和瓦卢亚的名［312］字，他说，他们“帮助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军队”，是一九三七年被从西班牙召回莫斯科之后处决的“许多苏联军官”中的两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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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九三七年遭到清洗的别尔津和戈列夫，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西班牙作战的其他苏联高级军官大部分在内战结束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德国当年入侵了苏联——被害，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沃罗诺夫在国防部担任过一些高级职务，包括炮兵科学院院长；[50]库利克直到一九五〇年还活着；[51]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的主要指挥官并且担任过海军部第一副部长。[52]据《苏联名人录》记载，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当年十月死于监禁，普图欣则在六月被处决。[53]同样为《苏联名人录》所记载，三个人均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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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苏联飞机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对斯穆什克维奇被清洗的原因给予了某种解释。“尽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我们的战斗机仍被证明没有德国战斗机速度快，尤其是在武器的口径和射程方面相形见绌。我们的SB型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不能飞行，而我们的战斗机不如德国战斗机，无法提供有效的掩护。无论共和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多么伟大，最终要看的还是作战物资的质量。出现的情况令人不快，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莫名的意外，尤其是在它成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记录之后。然而情况的确是：我们肯定落在了我们的潜在敌人希特勒德国的后面。……斯大林对我们在西班牙的挫折痛心疾首。于是，他把不满和愤怒发泄在那些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并且正在享受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两人均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后来都蒙冤而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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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穆什克维奇最终确实是被斯大林枪毙的，但是并不能肯定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是其部分缘由，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回到莫斯科之后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并于一九四〇年被提拔到空军监察长的职位上。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二战期间苏军在前线一败涂地时，他才被处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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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一九四一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遭到清洗，用爱伦堡的话说就是，加入了“被自己人毫无道理地消灭了”的那些人的行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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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各种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低级军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了，但是，一些人多年后在苏联担任了高级职务，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例如，П.巴托夫、И.叶廖缅科、М.亚库［313］申、С.克里沃舍因、А.诺瓦克、Г.普罗科菲耶夫和А.罗季姆采夫成为各级将领，[57]而Р.马利诺夫斯基和К.А.梅列茨科夫则被授予元帅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梅列茨科夫成为红军总参谋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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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一九三六年十月来到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回莫斯科。他在第一混成旅短暂地担任过恩里克·利斯特的顾问；然后成为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顾问，在那期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最后短期担任米亚哈的顾问。[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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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免遭清洗的低级军官是游击战专家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叫作哈伊或克桑季，他后来成为将军。“在马德里的放荡贵族旅馆，海明威遇见我们的士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他喜欢哈伊这个勇敢冒失的人，哈伊经常深入敌后（他是高加索山区的人，可以轻松地冒充西班牙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讲的许多游击战的事情都是哈伊告诉他的。[60]（幸运的是，哈伊至少活了下来。我后来再次遇见他，真是感到非常高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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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低级军官都这么幸运。作为德国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是著名作家和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他讲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应科利佐夫邀请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苏联代表团的官员在那里聚集一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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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迎接我的是工程师戈尔金。他为我们安装了探照灯，那是我们对付夜间空袭的唯一手段——高射炮还得去国外买。现在他被召回苏联，这是他的欢送会。他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他的工作受到称许，因此，在莫斯科他将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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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科利佐夫访问了阿尔甘达。他在指挥所的阳台上找到我。他指着我旁边的探照灯问：“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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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金的遗产。”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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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声笑着说：“遗产？你这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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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他会出事？”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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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利佐夫说。……“但是到达之后他会出事。……他将在到达敖德萨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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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我给惊呆了。然后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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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的？是政治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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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科利佐夫说，接着他继续说道，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世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因为昨天的欢送会？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他举办欢送会的原因。……把犯人带上断头台之前，法国人给他一杯朗姆酒。……这几天我们给他喝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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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进入阵地了。”我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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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欧洲人不太容易适应亚洲人的习惯。”科利佐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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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我更喜欢美国人的习惯。”我说，“我要去迎接海明威[他刚来到西班牙，正在前线走访]。……在他身边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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