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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苏联名人录》，第512、520和466页。《苏联大百科全书》记载的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分别见第三版，第二十九卷，1978和第二十三卷，1976）。据路易斯·费希尔说，协助指挥了一九三八年夏天胜利的埃布罗河攻势的施特恩的继任者马克西莫夫将军回到苏联后被捕（见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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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毕生的目标》，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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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三卷，1976）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七卷，1979）均记载了斯穆什克维奇的升职和死亡日期，但是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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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76页。爱伦堡没有提到帕夫洛夫的死亡日期，不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九卷，1975）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六卷，1978）均记载为一九四一年七月，但是没有说明他的死因。比亚勒说他被“控犯有叛国罪，然后被枪毙”，见《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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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第275、313、446—447、483、485和503页。另请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关于巴托夫和罗季姆采夫的内容，分别见第三卷（1970）和第二十二卷（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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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关于马利诺夫斯基和梅列茨科夫的情况，见《苏联名人录》，第365页；《苏联著名人物》，第403页；比亚勒编，《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第634—635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五和十六卷（1974）；《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五卷（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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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见梅列茨科夫回忆录《在人民军队中》，第130、136、141、143和166页。另请参阅П.Я.叶戈罗夫《梅列茨科夫元帅》，第4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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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据多年后采访马姆苏罗夫的苏联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说，马姆苏罗夫告诉这位记者，在科利佐夫的极力劝说下，他用了三天时间给海明威讲他在西班牙活动的情况，以便后者创作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时使用（《来自五个国家的五个故事》，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东方来信》）。同一期《东方来信》转载了这次采访专门谈到海明威的全部内容，见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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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爱伦堡，《战争前夕》，第154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二卷，第174页和注释2，该书写道：“[率领其人马从阿拉贡前线赶来增援马德里保卫战的著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到达马德里后要求给他派一名苏联顾问。国防部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去了来自高加索的军官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军官）帕维尔·巴托夫多年后写道：“在西班牙，我们可爱的克桑季（他在那里叫这个名字）帮助共和国的保卫者建立了谍报和反谍报部门。遗憾的是，还不到公开谈论他的活动的时候。不过，时候一到，人们将会为我们当中还有克桑季这样的人物感到惊讶和高兴。”（帕维尔·巴托夫，《在战争和战斗中》，第15页）感谢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的《东方来信》让我注意到这本有用的书。同一期《东方来信》转载了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对马姆苏罗夫的采访（见本章注释60），其中谈到杜鲁蒂之死。在采访中，马姆苏罗夫“多次”强调自己的清白并且声称杜鲁蒂是被“他们”暗杀的，“他们”指的“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出版多年的《东方来信》是加夫列尔·阿米亚马主编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被送到苏联，但是他在二战以后设法离开了那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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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雷格勒提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这可能是一个化名，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提到马克西莫维奇一九三七年二月在西班牙。有一个马克西莫夫将军接替施特恩（格里戈罗维奇）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见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3页），但要等到一九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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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古斯塔夫·雷格勒，《密涅瓦的鸱鸮：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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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古斯塔夫·雷格勒，《密涅瓦的鸱鸮：古斯塔夫·雷格勒自传》，第292—293页。正如记者菲利普·奈特利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海明威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知道马蒂有监视癖而且处决共和派士兵。“最终，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描写了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读者有权要求当时就从战地记者那里知道他知道的全部消息，而不是从战争结束以后出版的一本虚构作品中了解它们。实际上，因为他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因为他对共和派事业的奉献，作为一名作家，海明威利用这场战争获得了新生。正如贝克[海明威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所说，‘由于不愿把最好的素材用于他为报纸采写的报道，他积累保留了大量经验和资料，他认为它们……非常宝贵’。对于一位小说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位战地记者，这是不可原谅的。”（菲利普·奈特利，《第一受害者》，第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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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苏联红军总司令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的部队指挥和总部运行》，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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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胡利安·戈尔金的文章，见珍妮·J.柯克帕特里克编的《骗术：共产主义全球策略的研究》，第196页。内战期间访问过西班牙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多年以后写道：“正是在西班牙的运作产生了渗透、颠覆直至夺取政权的模式……几年后，这种模式被非常有效地用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约翰·多斯·帕索斯，《主题是自由》，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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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共产国际简史》，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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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刊出了这封法文书信原件的影印件，见第二卷，第102与103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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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给卡瓦列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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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会议纪要》，第422—423页，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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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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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4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5—57页以及卡萨多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国家评论》上的文章和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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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国际纵队大本营和新编混成旅的训练中心所在地阿尔瓦塞特省的社会党人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写道：“在给刚刚组建的部队分配作战物资时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影响当然超出了所涉及的部队的范围，当人们确定只有共产党人指挥的部队能够得到优待时，它引起了猜疑和对立以及政治方面的冲突。……[我们]不得不对因这种明显的不公和优待而发生的冲突进行调解，有时甚至是暴力冲突。西班牙共产党开始利用这种恶劣的胁迫手段实现其势力的过度扩张从而取得控制权。”（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54—55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部运输部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战后告诉我，苏联卡车运到西班牙后，他把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建立了最初三个机械化军事运输营，由六百部车辆和三千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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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关于非共产党人对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的赞扬，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政治报》（左翼共和派的喉舌）；另外，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没有人可以指称他是共产党员）说，“许多共产党的部队通过激烈的战斗使其有别于其他人”，见《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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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实例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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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另请参阅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28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195页和爱德华多·德·古斯曼的《马德里，红与黑》，第164和200页。爱德华多·德·古斯曼是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的负责人，他赞扬了国际纵队的勇气、智慧、纪律和军事技能，而且完全相信他们为马德里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树立了榜样。“[我们的士兵]观察着他们，然后，”他写道，“以西班牙人民所具有的惊人的适应能力，立即开始效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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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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