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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说,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会议开始时说明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理由:他们将招致大多数社会党人的仇视,将被指责企图谋求政治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并将受到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孤立。“我发现同志们被种种疑问所困扰,心中充满了犹豫和担忧,”埃尔南德斯评论道,“……不得不——第一次!——与莫斯科的代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埃尔南德斯说,他表示支持何塞·迪亚斯,坚持认为卡瓦列罗对共产党人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在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没有阻止给他们分配最好的武器;多亏了他,他们才能组成人民阵线并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二为一;他对苏联顾问“言听计从”;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上,他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他补充说,与卡瓦列罗决裂将是他们能够让佛朗哥将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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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韦、切卡、热情之花和米赫等人[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在前线]呆若木鸡。在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之前他们不敢发表意见。”接着,斯特凡诺夫发言了。他说,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正在捍卫一项有害的事业。谴责卡瓦列罗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历史”。马蒂对卡瓦列罗向国际纵队定量供应汽油而且没有给他的指挥部提供足够的汽车表示不满。“‘你的问题在于你有一部过于庞大的官僚机器。’迪亚斯反驳道。‘我不是官僚!’马蒂用拳头捶打着胸膛怒吼道,‘我是革命者,是的,先生,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们都是革命者,’迪亚斯回答道。‘这还需要看看再说。’马蒂反唇相讥。‘你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埃尔南德斯插话说,‘你的年龄和资历都不允许你对我们不尊重。’‘你就是一摊大粪。’马蒂反击道。迪亚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你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客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门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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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随后乱成一片。“有些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另一些人则大发雷霆。不动声色的奥尔洛夫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冷漠得让人琢磨不透的陶里亚蒂以做作的平静注视着会场。柯多维拉……试图让马蒂安静下来。格雷[杰罗]若无其事地梳着头发。紧张得无法自控的热情之花大声尖叫‘同志们!同志们!’就像一张破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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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基斯发言说:“‘卡瓦列罗正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几天前他竟然把罗森堡赶出了他的办公室。’”接着轮到还没有发表意见的那些政治[363]局委员。“‘这不会起什么作用。’”埃尔南德斯想,“‘他们将坐在阳光下面最暖和的地方。’……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并且表示他们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见。‘我可以看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办法,’迪亚斯讽刺地说,‘由于纪律我只能接受这种办法,请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接着,被埃尔南德斯称为代表团“重炮”的陶里亚蒂发言。“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他的话不是为了辩解或说服。它们是命令,不必圆滑或委婉。……‘我建议,立即开展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运动。我们应当在巴伦西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埃尔南德斯同志将是这次会议的演讲者。’”埃尔南德斯说,最初他拒绝了,但是经过迪亚斯的提醒,他服从了党的纪律。会议结束时陶里亚蒂说:“‘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排除法来进行选择。普列托?德尔巴约?内格林?这三个人中内格林可能最合适。他不像普列托那样反对共产党,也不像德尔巴约那样愚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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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南德斯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能忽视。他声称,奥尔洛夫出席了会议。这几乎根本不可能,不是因为奥尔洛夫否认自己出席了会议,[47]而是因为埃尔南德斯对他的描述完全错了,埃尔南德斯说他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48]奥尔洛夫叛逃美国多年以后亲眼见过他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这种通过精确的描述造成逼真效果的热情使虚构露出了马脚。两米应当是六英尺六又四分之三英寸。但是,我曾经数次采访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比那矮了一英尺多,比埃尔南德斯还矮,肩膀宽阔,有点肥胖。他看上去既不优雅也不高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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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我试图通过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对这一错误描述作出解释,这次经历使我相信,埃尔南德斯谈到的不是奥尔洛夫,而是某个名叫别拉耶夫的人。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我担任合众社驻巴伦西亚记者时,我遇见了奥尔洛夫和另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我在《西班牙革命》中认为后者是别拉耶夫。我不记得向我介绍他们时使用的名字,但是我在多年以后发现了奥尔洛夫的身份。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去世后,美国联邦印刷局出版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其中包括他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证词的文字记录,附有他的一张摄于一九三三年的照片。多亏这张照片并且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人,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奥尔洛夫绝不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他是一个矮个子壮汉,貌不惊人,在几乎任何人群当中可能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是别拉耶夫的那个人的体形外表与埃尔南德斯认为是奥尔洛夫的这个人的体形外表非常吻合,以致我相信别拉耶夫就是埃尔南德斯所描述的这个人。现在看来,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在莫斯科见过别拉耶夫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对他的描述是,“笨重、强壮、中等身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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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埃尔南德斯根本不认识奥尔洛夫,[364]至少,一直被他当作奥尔洛夫——以其书中他本人与这个所谓奥尔洛夫的长篇对话为证,在对话中,他用这个名字称呼后者不下十几次[51]——的那个高大优雅的叫这个名字的人,既不是奥尔洛夫也不是别拉耶夫,而是另外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他对奥尔洛夫的描述纯属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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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根据埃尔南德斯所捏造的叙述判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尔洛夫没有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问题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奥尔洛夫本人否认自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也否认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在场:“埃尔南德斯其实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彻底毁掉了他的故事。按照他的叙述,这次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可是,根据[意大利共产党作家]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所写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传记,[52]我们知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这部传记,实际上是七月]到达西班牙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即,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从政府辞职后。因此,陶里亚蒂不可能出席埃尔南德斯所说的这次会议并且主张卡瓦列罗必须下台。由于陶里亚蒂不在场,这次虚构的会议连同埃尔南德斯所有异想天开的添枝加叶土崩瓦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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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奥尔洛夫的这一部分反驳并没有建立在十分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据西班牙共产党作家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实际上”整个内战期间都在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54]埃尔南德斯对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作了详细的描述,陶里亚蒂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他还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另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研究的问题是大举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55]此外,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陶里亚蒂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就在西班牙,他还记录了当年十二月与陶里亚蒂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陶里亚蒂试图在“清洗”国际纵队中的“间谍分子和不良分子”方面得到他的合作。[56]更为重要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的证言,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其他人更全面:“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及其亲自对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直接干预,一场争论开始了,主要是在意大利进行,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他的授权传记作者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宣称,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才来到西班牙。……根据我所保存的仅限于由与他合作的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我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作为共产国际拉丁地区负责人,陶里亚蒂早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就已干预西班牙事务。……2)陶里亚蒂属于一九三六年七月[365]二十六日在布拉格任命的指挥西班牙行动的委员会。……3)[正是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法国代表]杜克洛(一九三六年九月)在马德里强行推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必须遵循的路线。4)在西班牙或者在频繁前往巴黎和莫斯科期间,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因此,他直接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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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金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谴责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并让重要的《信使报》发表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那本书的长篇摘录之后,他指使他的朋友费拉拉夫妇写了那部传记。”京特·诺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一书中论述了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回答《新话题》杂志的问题时企图掩盖他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只要我们记住从诺劳的书中摘录的下面这段话,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竭力否认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来到西班牙的目的就清楚了:“陶里亚蒂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助于揭穿他最近散布的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各国[共产]党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决定及其采取的实际措施——例如在西班牙——完全是它们独立自主的产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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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有一点应当予以澄清。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说,他在西班牙已经“一个多月了”。[59]这无疑指的是七月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他被派到西班牙的时间,并不表明他此前多次出现在西班牙的说法站不住脚。总之,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所谓独立性,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另外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斯特凡诺夫和柯多维拉都把这个党当作下级来对待,他们也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它决定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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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尔南德斯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准确日期,但是他说它是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几天之前举行的。[60]这次中央全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在巴伦西亚召开。[61]埃尔南德斯似乎暗示,他发表演说的那次会议不是一次特别会议,[62]而是三月七日在蒂里斯电影院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公开会议——作为合众社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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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面对会议的听众,他声称,何塞·迪亚斯对他说:“鼓起你的勇气来。推翻卡瓦列罗的决定已经作出。如果你不执行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你在政治上完蛋了。因此,无论如何不应出现这种情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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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政府内外,”埃尔南德斯写道,“我充当了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的急先锋,后者是他在军事方面信赖的人。我的名字引起憎恨。没有人看得出我个人的表演、隐忍和伪装。当然,人们根据我的行为判断我。这不是我第一次为了服从莫斯科而压抑自己的感受,同样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良心与公开的行为之间[366]的冲突是一种无声、痛苦、秘密的斗争。党对我表示满意,我的追随者把我奉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称赞我是党的领导阶层中的‘铁腕人物’。我的声望越增长,我觉得自己在我们奉命遵循……并且的确遵循了的政策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地陷得越深。实际上我充分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把我的表里不一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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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推翻卡瓦列罗现在成为莫斯科首要的短期目标,但是直到两个月后,才出现了一个把他赶下总理宝座的合适机会。在此期间,共产党人继续抓紧时间争取将所有妨碍他们取得支配地位的军官从军队上层清除出去。佛朗哥将军的意大利盟友三月八日对马德里前线的瓜达拉哈拉防区发动的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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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军推进的第五天,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胜利前进,在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下,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要求不久前刚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共产党人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的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辞职,并且要求立即召集战时高级委员会开会决定其继任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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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因为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另外一些军官不放心而在几天之前强烈要求战时高级委员会应定期开会讨论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例如“对军官的任命和控制以及清除军队中的所有敌对分子和不称职者”,[67]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现在他已无法拒绝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开会的要求。委员会由卡瓦列罗主持召开会议,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比森特·乌里韦的支持下提出的建议,委员会投票决定,应由何塞·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中校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68]尽管罗霍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将军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意大利军队的进攻,他没有罗霍不行,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也应当征求一下他的意见,[69]尽管一场激动人心的反击战很快就使意大利军队由向前推进变成仓皇逃命,但是,并没有让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继续任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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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共产党人提议罗霍担任总参谋长以及后者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是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一个花招。[71]这就解释了罗霍本人的说法:他在拒绝这一职务之后受到国防部长的敌视。[72]共产党人当时不承认他们与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有关,但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以后,埃尔南德斯公开声称共产党在罢免这位将军的过程中起了作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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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失去了国防部里可以帮助我的那些人?”拉尔[367]戈·卡瓦列罗问道。他认为原因有三个:(1)他们拒绝像米亚哈那样对共产党人亦步亦趋并且加入共产党;(2)共产党人想用自己的支持者填补空缺“以便详细了解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一切”;(3)共产党人想让他“感到厌烦进而放弃国防部长的职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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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另一场胜利紧随着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接踵而至;因为,这位将军刚被解职,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及其在内阁中的盟友就使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和亲苏联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成为政府派驻总参谋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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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工人世界报》三月十八日写道,“最高军事机构隶属于国防部长并不合理。政府在总参谋部的一切决策过程中直接发表意见要合理得多。这样一来,总参谋部的军官就能随时向政府本身提供帮助和建议。……另一方面,国防部长的艰巨任务需要两位部长直接帮助来完成。我们为这一重要共识的达成向政府致以真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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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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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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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内战结束以后,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内阁中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在回答我通过阿古斯丁·索奇提出的问题时声称,四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对阿森西奥投了支持票。这当然与蒙特塞尼完全相反的诚恳承认背道而驰,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所有报刊对阿森西奥的敌视态度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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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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