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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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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关于其他赞成国防部长命令的文章，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各期《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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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该报告收入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363—364页；弗朗西斯科·安东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工人世界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一日、四月八日和十三日以及五月十八日《红色阵线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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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科登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想尽办法阻止民兵指挥官迅速晋升”，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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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为庆祝第五团正式解散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何塞·迪亚斯宣称，对打仗心不在焉的那些军官将领的职务“应当由第五团所发现的新的人才来担任”（见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97页）。二月十六日法令颁布后，尽管共产党人经常提到晋升问题并且含蓄地批评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项政策（实例见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收入《斗争的三年》，第367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工人世界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但是，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限制民兵指挥官晋升的条款被废除（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以后，它才公开批评这项法令本身（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红色阵线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这项法令的尖锐批评，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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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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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引自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关于《红色阵线报》对《前进报》攻击乌里韦的言论的反击，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感谢费乌斯通讯社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上述报纸没有包含的关于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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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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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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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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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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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381］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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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他们控制军队的计划并且拒绝通过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使他们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人遇到了挫折。现在，他们决定公开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也就是所谓中间派结盟，以便利用社会党的内部斗争推翻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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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之前，控制着党的执委会的社会党中间派强烈敌视共产党人。它谴责他们的两党合并运动是“联合的骗局”，[1]并且痛斥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而完成的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社会党青年被共产党兼并”。[2]的确，社会党执委会极不信任而且十分讨厌共产党人，以致拒绝对他们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答复。“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个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四月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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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赞扬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同时，共产党人严厉指责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普利托是一个专横的人，在温和派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与自由甚至保守的共和派而不是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当他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向巴黎的《不妥协者》宣称西班牙人的个性无法适应“莫斯科的方法”，所以他支持社会党与共和派政府合作时，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建议，鉴［382］于普列托通过鼓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合作的陈词滥调”不仅与“夺取政权的暴力斗争”一刀两断，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划清了界线，他应当“自动退出社会党然后加入某个共和派组织”。[4]尽管这样奚落了普列托，不过，一九三六年春天共产党人在内心深处更加赞成普列托的温和立场而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激进的革命立场，他们间接或者私下谴责了后者的立场，但是，他们知道，只要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就能从与强大的社会党左派的公开合作中获得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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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不可能合作，但是现在似乎可以合作了，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怀有敌意所以决心将其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宝座，而且因为一些中间派领导人反对两党最终合并的态度有所缓和。此外，普列托派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对两党合并的支持迅速升温，以致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据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在几个月后对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如果社会党不加以控制的话”，执委会面临着“合并在地方、省和地区的各级组织进行”的可能性。但是，从基层开始的组织合并对社会党全国领导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信仰就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此时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拉莫内达[5]小心谨慎地避免因鼓励地方组织赞成立即合并的积极性而引起更加谨慎的党的领导人的担忧。“在我们看来，”他接着说，“最明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支持合并的]意见并且通过与共产党进行磋商传递它。”这样一来，执委会就能“[对地方组织]行使权力从而阻止它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进行部分合并采取主动的行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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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社会党执委会向共产党政治局建议，组成一个全国委员会协调两党的行动。[7]据共产党官方内战史记载：“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对执委会采取的新路线警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建议，社会党执委会应当邀请两名劳动者总工会[其执委会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控制]的代表参加磋商。……尽管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加快工人阶级联合的迫切愿望。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通过各种拖延手段和完全站不住脚的借口破坏两党的磋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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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拉尔戈·卡瓦列罗直截了当地答复斯大林，断然拒绝两党合并。但是，尽管他拒不合作，共产党人仍然由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9]和化名道格拉斯的斯穆什克维奇将军意料之外的友好态度而受到鼓励，后者是苏联在西班牙的空军部队指挥官，普列托以海军和空军部长的身份向他提供一切便利。“普列托最初对［383］苏联人非常友好。”普列托曾经的好友、[10]内战初期加入共产党的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证实，“他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帮助我们。他敦促苏联人给我们运送战争物资。他对苏联飞行员发表过两三次讲话，一次是在阿尔瓦塞特，感谢他们来到西班牙并且指明他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帮助共和国的国家。他说话像一个共产党人。他对道格拉斯和罗森堡非常友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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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以同样罕见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向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梅迪纳”）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12]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也向后来成为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的国际纵队政委彼得罗·南尼表达了这一意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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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列托的友好表示与他过去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从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不久就开始坚决抵制共产党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肯定有所保留。普列托讲述的下面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接替拉尔戈·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以后，值得我们记录在案：“一天晚上，在并非常规的时刻，盖斯基[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接替马塞尔·罗森堡担任苏联大使的列昂·盖基斯]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批重要的战争物资——我认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将要从苏联港口装运启程。看我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大使显得非常高兴。两天后他又来见我，要求我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在我拒绝之后他几乎是以威胁的语气重申了他的要求。他固执地不肯罢休，向我暗示他是在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且将视我的态度奖励或者惩罚我。他的威胁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三次来见我时，[盖基斯]只字不提我们先前进行的谈话，但是他通知我，曾经提到的那一批急需的战争物资将不再发运。这就是我所受到的惩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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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共产党人需要普列托的时候，他更需要他们以达到推翻卡瓦列罗的目的。普列托没有原谅他这位对手一九三六年五月阻止他担任总理的行为。实际上，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的关系甚至在那之前已经因为相互竞争和对抗而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彼此几乎不说话。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在我被阿萨尼亚先生召见并与他和另外一些部长谈话时，有一次，普列托参加了。他与每一个人握手打招呼……但是只有我除外。我意识到我的存在让人讨厌，于是我就离开了。”[15]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说，尽管普列托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加入了同一个内阁，但是，他们尽量避免互相接触，并且通过中间人商讨与他们各自的部门同时有关的事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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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像共产党人一样，普列托被敌视社会党左派的情绪所激励，[17]同时受到这一希望的鼓舞：一九三六年七月席卷西班牙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回落将使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表达普列托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通过促进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将会酿成一场悲剧，目前，革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后果。”[18]但是，普列托与指导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共产国际在目的方面存在着某种严重分歧；因为，共产国际首先并且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战略地位由于解除武器禁运而得到的改善，普列托则像阿萨尼亚总统以及另外一些将这位社会党温和派政治家视为领袖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一样，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形势。在他看来，英法两国的援助将抵消苏联不断增加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主要归咎于英法两国的中立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心吊胆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想到，”他在内战结束以后断言，“由于它们不进行援助，这一运动在西班牙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帮助，以致当人们听说苏联正在向我们提供保卫国家的物资时，公众的同情慷慨地给予了苏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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