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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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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的《辉煌不再》，第179—180和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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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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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在共产党人当中尽人皆知，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一九四四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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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彼得罗·南尼，《西班牙内战》，第67页，注释2。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普列托这种特别反常的政治举动：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据说普列托以政府有望得到的唯一援助来自苏联为由，直截了当地表示支持两党合并（见亲共人士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67页和《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注释2；温和派人士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07页；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是罪犯》，第620—621页。比达特说，普列托“认为，在为时已晚之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必要性的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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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据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普列托接管国防部时成为外交部长的）何塞·希拉尔告诉他，苏联的战争物资运到西班牙共和国的港口后，“在政府预先同意给共产党人安排重要的警察和军队职位之前不能卸货”（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33页）。我没有发现支持这一指控的其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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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53页。另请参阅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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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陈述（采访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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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他的态度在其舆论工具（马德里）《消息报》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机关报（马德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社论中反映出来。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消息报》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十日和十一日《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是普列托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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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另请参阅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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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普列托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墨西哥城发表的演说，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墨西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俱乐部开业》，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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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些手段是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尖锐批评甚至猛烈抨击的目标。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三月六日、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五月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另见社会党执委会的通报，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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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大骗局》，第311页。拉维内斯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编辑部工作（同上，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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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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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红色阵线报》上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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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拉蒙·拉莫内达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者》；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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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在该书的英文版中（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420页），俄文版中的“更有利于”几个字被“更有助于他们”所代替。这两句话的不同含义值得深思。另请参阅（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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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八章［386］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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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社会党温和派就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达成协议——一些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也参与达成这个协议——而实力大增的共产党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使他们与卡瓦列罗的矛盾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当一场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个机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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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军事叛乱在巴塞罗那失败以来，随着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导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显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和革命的推动力量，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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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挫败巴塞罗那军事叛乱的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作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断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两天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挫败了军事叛乱，四百多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他在攻打阿塔兰萨纳斯兵营时战死。[1]另一方面，军事叛乱时担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comisario general de ordén público）、主张地区自治的温和共和派人士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则声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治安部队的英勇奋战”，这些组织并不足以阻止巴塞罗那驻军占领这座城市。[2]他所说的治安部队就是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后者由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和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指挥，两人均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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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挫败军事叛乱的过程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的参战[4]——尽管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387］拒绝向它们提供武器[5]——对于负责指挥叛军的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投降[6]以后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局面立即发生的彻底改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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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斯科费特拒绝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供武器这件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七月十九日约凌晨三点，巴塞罗那爆发军事叛乱一小时前，加西亚·奥利韦尔去治安总署要求得到武器。据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埃斯科费特少校答复道，他对自己的人马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将任何武器分发出去。几小时前，突击卫队奉命重新配备一些步枪，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上发现了这些步枪并将其夺走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运输工会。“要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从中斡旋……一场屠杀可能在运输工会发生，他说服工会会员交出了一些明显有所磨损的武器。于是，在叛乱的兵营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紧要关头，一场冲突得以避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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