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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温和共和派人士的治安总署署长埃斯科费特少校阐释了革命之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难处境。他回忆说，七月二十日，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现自己在巴塞罗那“实际上控制了街道、武器和运输工具，也就是说实际掌握了权力时，它的领导人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们都是积极勇敢、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信条，没有关于他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他们应当允许别人做什么的想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观念不切实际，就其在革命时期应当遵循的路线而言，不能倡导这种观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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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在回应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时写道：“那些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要求什么。……全国劳工联合会将需要一个政府方案，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它将需要]行使权力的训练、中央指导的经济计划和操纵国家机器的经验。……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这些东西。那些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无论是关于他们本国的还是关于西班牙的。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393］另外，假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七月十九日以前就有这样一个方案，它就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假如它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革命，那将给予无政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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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尽管他们是反国家主义者并且反对一切政府）决定允许自治政府继续运转。但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与革命不可能由一个对工人阶级队伍中人数最多、思想最激进的派别缺乏影响力的政府来指挥。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也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使这个政府恢复权威而不违背其反国家、反政府的原则。于是，一个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在这个委员会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把持了关键的作战、治安和运输部门。[42]据加西亚·奥利韦尔说，委员会是根据孔帕尼斯主席的建议成立的。[43]这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人比孔帕尼斯更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打算赢得战争胜利的话，如果想从革命风暴中挽救一些共和制度的价值观念和部门机构并使革命的恐怖活动受到哪怕一点点控制的话，某种形式的中心管理机构是必要的——这个机构即使名义上不叫政府，本质上也是一个政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可以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它可以在有名无实的政府重新掌握重要的实权之前进行战争。如果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安抚声明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决不是向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屈服，正如共和派法官和孔帕尼斯主席的传记作者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旨在使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孔帕尼斯主席作出让步的“无比明智”的一着。“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他要欺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奥利奥索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诚实更明智。主席想说的肯定是：‘现实地说，我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不认为你们的努力需要一个指挥机构吗？如果没有指挥机构，你们就容易陷入混乱状态，劳而无功。那么，利用我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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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设想的可能是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作为自治政府的辅助机构发挥作用，但是，该委员会立即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实际上的行政当局。它的权力并不依靠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而是依靠革命的民兵武装和治安巡逻队，依靠革命初期在该地区大量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身为民兵委员会成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在后方建立革命秩序，为前线组建民兵部队，组织安排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总之：“民兵委员会就是一切；它照管一切。”[45]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为唯一真正的权力，绝对的、革命的权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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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孔帕尼斯主席委派精明而且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民兵委员会中的代表，据塔拉德利亚斯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双重目标”是“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组织战争行动”以及“实现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向自治政府的全面转移”。即使对于像塔拉德利亚斯这样精明能干的人，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能理解他们高尚的乌托邦目标”，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友好关系成为“他开展政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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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塔拉德利亚斯确认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受到“孔帕尼斯主席高大形象的有力影响”，[48]但是，他还说，自治政府“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49]这并不是说自治政府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它可以依靠残余的正规警察部队即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也可以依靠一些政治派别组织的民兵，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力量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些部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共同控制了该地区的银行系统[50]——部分由于主要代表该地区的蓝领工人，部分由于总是鼓吹废除货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忽视了这一权力资源，但是，财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枚为革命服务的橡皮图章，因为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民兵委员会的资金需要。当然，自治政府似乎也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那样颁布法令或行政命令，但是，在其官方刊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51]上发布的大部分法令只不过是一些事先经过民兵委员会批准的措施，或者是对既成事实的法律确认。的确，随着孔帕尼斯逐渐恢复了自信，他抵制了委员会某些更极端的建议——例如废除革命者认为是个过时机构的加泰罗尼亚议会的建议——并以如果他们采取行动他就辞职相威胁。据曾经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孔帕尼斯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不需要我，你们可以不需要自治政府，你们可以逮捕我，但是，全世界明天将知道，合法权力被篡夺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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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喜欢夸张的举止。“他会大发脾气，”与他很熟的塞拉·帕米埃斯证实，“拽自己的头发，乱扔东西，脱掉外衣，扯掉领带，解开衬衫。这种行为很典型。”[53]不过，在革命初期，孔帕尼斯表现得比较克制和谨慎，因此，作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他的政府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所有事情必须由委员会决定或批准”。[54]事实正是这样。证据如，将属于反对人民阵线的党派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暂时停职的法令；[55]规定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并将工资提高［395］百分之十五的法令；[56]暂时停止针对民兵的驱逐诉讼的法令；[57]没收教会财产和没收涉嫌参与叛乱者个人财产的法令；[58]必须重新雇用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行政命令[59]以及劳工专员所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由各行业工会制定新的工作条件的行政命令。[60]“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照明与电力》报道说，“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和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的工人将两个公司收归公有并且接管了管理和技术控制权。……第二天，自治政府承认没收行为合法，随后，一名政府的审计员（interventor）加入了管理委员会。”[61]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份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没收城市横向地铁公司的报告写道：“自治政府任命了一名审计员，工人们原则上接受了他，但是，他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的革命委员会手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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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市中下层中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分裂的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满意，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可以随意实行集体化的状况也不满意，[63]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佃户和佃农同样如此，他们代表了该地区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在占有土地之后，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不是激进的态度。在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占优势的村庄，或是在那些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的进驻而使局面对他们有利的村庄，个人耕种遭到禁止，经常不惜牺牲地里的收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承认：“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认为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听说，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把小地主们吓坏了，以致他们逐渐对日常劳作失去了兴趣。”[64]它在另一天的报纸上写道：“小资产阶级陷入深深忧虑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认为，最初的焦虑已经消失，但是，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的不安仍将持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信心。”[65]另外，关于巴塞罗那边上的一个三万居民的小镇奥斯皮塔莱特，一位批评集体化运动狂热分子的左翼人士写道：“所有做小生意的地方都被接管，像食品店、肉类市场、粮店、小电子工厂等等。结果现在人们说，由于革命信誉扫地、民众越来越感到不满，奥斯皮塔莱特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法西斯分子较多的地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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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下去，也就难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为了抵抗汹涌澎湃的集体化运动而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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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该复函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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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的胜利》，第286—287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25—426页。关于埃斯科费特的生平介绍，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95—120页。军事叛乱时担任巴塞罗那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战后告诉霍尔迪·阿克尔，七月十九日国民卫队在这座城市驻有两千人，还有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总共一千九百二十人（见阿克尔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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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没有参与军事叛乱，两位将领战后均被佛朗哥将军处死。关于埃斯科瓦尔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267—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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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连一些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人也承认它们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决不会忘记它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对让·里夏尔·布洛克说，见让·里夏尔·布洛克《武装起来的西班牙》，第34页）；“叛乱刚一爆发，无政府主义者就在巴塞罗那勇敢地向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从而迅速镇压了叛乱”（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41页）；“全国劳工联合会率先投入了战斗”（[《曼彻斯特卫报》驻巴塞罗那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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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另请参阅哈维尔·费夫雷斯（埃斯科费特的传记作者）《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最后的流亡》，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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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者也许记得，作为一项预防措施，阿萨尼亚政府战前曾将时任国防部监察长的戈代德将军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认为他在那里无法危害共和国。不过，他于七月十九日飞到巴塞罗那指挥当地的驻军。投降之后他很快就受到审判并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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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历史贡献》，第323—324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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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希拉尔政府所颁布的这项法令旨在解除士兵服从反叛军官命令的义务，但是，据重要的加泰罗尼亚政界人士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说，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塔拉德利亚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塔拉德利亚斯补充说，马德里政府认为这项法令将对反叛军官指挥下的士兵产生影响，但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站在共和派一边的士兵注意到这项令人费解的措施，他们丢掉武器返回故乡，给我们一方造成了混乱。”另请参阅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第402—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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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比森特·瓜内尔，《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泰罗尼亚，1936—1939》，第139—141页。关于瓜内尔的生平介绍，见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2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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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386—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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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革命的具体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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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乔纳森·加拉西编，《理解武器，理解伤害：约翰·康福德文选》，第174页。国际纵队的报纸《自由志愿军》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报道：“青年诗人和优秀的大学生约翰·康福德在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死去。他是英国学生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努力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更有助于促进左翼学生组织的团结。……康福德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夏末到达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志愿者的一员。他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又]在科尔多瓦前线参加战斗并且牺牲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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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海梅·米拉维特列斯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看见》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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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据青年卫队指挥官佩雷斯·法拉斯说，一九三四年十月青年卫队有四百人（见一九四二年十月号《完全加泰罗尼亚》）。从那以后它的规模没有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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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被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其发表于《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中的文章《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里引用，见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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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斯科费特，《为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效力》，第406—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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