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7896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仅仅九个月后，它就有了五万名追随者。“在加泰罗尼亚，五万名积极分子是个奇迹。”科莫雷拉说，“加泰罗尼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势力曾经而且依然活跃，那就是，大多数农民，工人阶级中那一部分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另一部分也是传统上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联系并且慢慢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在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环境中，面对那些尽其所能阻碍我们的强大对手，建立一个拥有五万名积极分子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19]五万人这个数字似乎没有被严重夸大，据波纳马廖娃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增加到六万人，内战结束前增加到九万。[20]成群结队入党的新党员来自各个方面：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的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政府官员、警察、教师、商人、手工业者、小工厂主以及中小农场主、佃户和佃农，其中许多人以前支持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塞韦里诺·坎波斯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努力改变那些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尤其是没有受过革命思想鼓动的人的信仰。”[21]不过，在成立一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竭力淡化其中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时，科莫雷拉宣称，它的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产业工人，百分之二十是农业劳动者。“如果把这两个百分比加上那些官员、职员、教师以及其他所有挣工资的工人的话，”他补充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七的党员是工薪阶层。”其余的是“一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同志，小资产阶级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无关紧要”。[22]尽管没有提到农夫，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佃户和佃农被稍微宽泛地归入了农业劳动者的行列，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维克托·科洛梅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了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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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898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从合并时起就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依附于共产国际。之后不久，加泰罗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党的领导核心。除了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工作、舆论工具和工会活动之外，他们还负责党内监视。所有档案都掌握在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华金·奥拉索手里，他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监［400］视并且监听他们的电话。这项任务很容易完成，因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和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内战爆发时党所占据的一幢名叫采石场的公寓大楼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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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00 真实姓名杰罗·埃尔诺的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二战之后他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25]——被安排在胡安·科莫雷拉的身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定期派人带着指示去巴塞罗那。不到几个月，在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曾经都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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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02 佩德罗以非凡的能力、技巧和效率在幕后指挥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他在一九一八年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担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的私人秘书。[27]另外，据说他在大清洗期间与苏联秘密警察关系密切，协助清除了当时生活在苏联的大部分“匈牙利共产党的老党员”。[28]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负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日报《劳动报》，偶尔为报纸撰写社论。他还凭借三十年代初期担任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时对加泰罗尼亚形成的认识，设法消除了因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以及他们不愿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目标而在党的核心集团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佩德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使科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倾向服从于西班牙共产党的需要。阿尔门德罗斯写道，苏联代表佩德罗和一些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策略通过满足科莫雷拉的野心表现出来。“他们设法使他相信，他可能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何塞·迪亚斯当时担任着这一职务，他的地位有所动摇。由于这一前景，科莫雷拉逐渐忘记了加泰罗尼亚的特殊性，随后也就忘记了这个新的加泰罗尼亚政党的特殊性。他完全听从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指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变成了瞎子和[政治局]恭顺的仆人。结果，在党的每周例会上，科莫雷拉表现得好像他受莫斯科发布的命令和口号指挥一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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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04 在内战进行过程中，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倾向而造成的摩擦有几次险些爆发公开冲突，不过，佩德罗的老辣圆滑和个人威信成功地使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乖乖就范。[30]内战结束之后，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内部冲突，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下面的说法：“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之时起，来自四个组织的那些明智忠实的成员就与为首的胡安·科莫雷拉同志一起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是从最初那一刻起，同样来自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人就开始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宣而战。……这些坏分子……从合并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党的共产主义方向，在［401］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里始终坚持他们的立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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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06 除了使不听话的人就范之外，佩德罗还控制了党的执委会会议并亲自检查最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始终严密地监督几乎所有细节。[32]由于受到莫斯科的高度信任，他甚至监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活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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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08 七月二十日挫败军事叛乱之后不到两周，在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采取了一项暗中破坏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支配地位的策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记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接受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邀请其加入政府的建议来“抵消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影响”。七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胡安·卡萨诺瓦斯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三位代表组成了一个新政府，[34]但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反应强烈”，并且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孔帕尼斯主席要求“立即解散”这个政府。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位代表以占领政府所在的自治政府宫相威胁，除非孔帕尼斯作出让步。“由于担心与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发生冲突，”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继续写道，“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代表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府成员应当退出。……卡萨诺瓦斯甚至向当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出示了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除在外的新政府的候选人名单，希望可以使无政府主义者满意。只是在巴斯克斯认可了这份名单之后，卡萨诺瓦斯才敢公布。”[35]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记录了一件事，说明自由主义者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可以“制定规则”到何种程度：比迭利亚是加入政府的三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之一，他还是民兵委员会的成员，由于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民兵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委员会“随便”就把他开除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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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10 但是，挫折并没有削弱孔帕尼斯主席将权力的杠杆掌握在自治政府手中的决心。几周之后，他召集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开会。“我承认，你们是控制局面的人。”他对他们说，“只要有必要，我准备与你们同舟共济。所有事情都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我认识到，重新塑造社会的肯定是人民。如果你们希望，我就会退出，但是，我认为我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民主国家了解我，尤其是法国。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它们不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提供的战胜法西斯分子的武器。我们必须维持门面。因此，我建议，我们组成一个代表我的党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我将担任总理。在你们把我榨干之后，你们可以把我像废物一样扔到一边。我唯一的愿望是为革命出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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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12 ［402］在孔帕尼斯为给被民兵委员会所取代的自治政府注入新的活力而努力的过程中，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帮助了他。中央政府不支持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表明它的权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不起作用的革命机构。“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只要我们继续保留[民兵委员会]……就不会把武器运到加泰罗尼亚，我们也不会得到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或者为我们的工业购买原材料的外汇。”因此，他断言，如果他们不想输掉这场战争，除了解散民兵委员会并且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外别无出路。“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上，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信条或者政府的性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加入了一个政府。我们控制不了的环境使我们面临令人反感却无法回避的形势，导致我们采取了我们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采取的办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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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14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对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她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某些建立了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地区——例如乌克兰——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因为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发现自己偏离了运动的方向并且受到“血与火”的困扰。（39）由于这个原因，她接着说，在加泰罗尼亚“我们参与一切事务并在各个领域站稳脚跟。……就这样，我们甚至进行了一场政治革命。没有违背原则，只是认识到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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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16 是谁作出了加入自治政府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那些主要代言人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全国会议期间作出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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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18 在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他被某个支持者称为“具有政治远见和非凡能力的人”[41]——九月二十八日组成的新政府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只担任了十二个专员中的三个。我们应当记得，孔帕尼斯曾在七月委派塔拉德利亚斯（在四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塔拉德利亚斯成为佛朗哥将军死后的首任自治政府主席）作为政府的代表加入民兵委员会，现在，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授予他的权力，他通过任命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总理），委托其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自治政府的十二个席位在各党派组织中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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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24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本图拉·加索尔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胡安·P.法夫雷加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403］     安东尼奥·加西亚·比尔兰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胡安·J.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物资供应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用事业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安德烈斯·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司法专员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中校     无党派（自由共和派）     防务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拉斐尔·克洛萨斯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     无任所专员   尽管民兵委员会的解散加强了自治政府的权力，但是，这并没有结束该地区的权力分裂状态；因为革命者将他们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或Patrols）和民兵武装继续分别置于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保留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加泰罗尼亚各个地方的防务、运输和食品委员会网络。另一方面，自治政府则可以通过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及其手下的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马蒂·罗雷特，依靠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还可以依靠温和党派的民兵武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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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26 在即将来临的几个月时间里，结束权［404］力的分裂状态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政府专员的首要目标。在这个方向上所迈出的第一步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解散随着军事叛乱而出现的那些革命委员会并由合法的市政委员会取而代之，各党派组织按其在政府中的代表比例获得市政委员会的职位。[43]由于这些委员会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同意颁布这项法令肯定让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感到意外，尽管自由主义运动比较激进的成员进行了抵制，它仍然在加泰罗尼亚的城镇和乡村尽力夺回了一些失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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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28 在随后几个月进行的结束治安和军事力量二元化的激烈斗争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之间将出现分歧。一方面，孔帕尼斯和塔拉德利亚斯希望通过巧妙地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且利用它们政治上的单纯和缺乏经验来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从而避免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侵犯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44]另一方面，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具有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但它仍然不顾地区自治权受到侵犯的危险，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里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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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30 [1]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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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32 [2]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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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34 [3]见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32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前进报》，该报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巴伦西亚的舆论工具。据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没有派代表出席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大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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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36 [4]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关于其他指责，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和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无政府主义报》以及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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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38 [5]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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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40 [6]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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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42 [7]见拉尔夫·贝茨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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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7944 [8]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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