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8046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回应时坚称，它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向实现工人阶级掌权过渡的一步，它的口号始终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一个名叫工农兵委员会的工人政府和一个立宪会议”。[16]托洛茨基分子反驳说，这一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政府的行为自相矛盾，这个政府刚一组成就颁布法令解散了工人委员会并用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议会取而代之。“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次也没有提出用委员会夺取政权。”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他曾经是宁的共产党左派的积极分子和宗派骨干，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17]托洛茨基分子还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其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简称FOUS）[18]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分会合并而不是与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合并，指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是避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生摩擦。[19]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希望给劳动者总工会注入一些“革命血液”，从而使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更加具有可行性。[20]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宣称，在他看来，如果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话，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而在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408］劳工联合会相比，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21]它有望使自己的意见占据上风。[22]这些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因为，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阶层以不召开会员大会并且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的方式杜绝了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可能。[23]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说，这些撤职“通常是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会员要求的，内战之前，他们在商会和雇主协会时就与革命工人发生过冲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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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48 共产党人无视托洛茨基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同样苛刻。他们都谴责苏联政府当初支持不干涉公约，而且他们都认为，苏联后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战斗报》断言：“对于错误的这一纠正不是出于什么促进西班牙革命事业的愿望——任何时候列宁都不会宣布中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斯大林真正关心的不是西班牙或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他只对保护苏联政府感兴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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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50 “有人厚颜无耻地宣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苏联只对保护它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因此，它站在我们一边只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将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是事实，他肯定地说，因为苏联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对其本国领土的入侵。“事实是，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国家的原则不是自私而是团结。……我们的苏联同志知道，我们的失败将把我们的德国同志、奥地利同志、匈牙利同志和葡萄牙同志的苦难延长多年，并且将使整个东欧、可能还有整个西欧工人的自由岌岌可危。……苏联实际上是强大的，但是，同志们，只靠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苏联地处远方，与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为了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当务之急是使欧洲民主国家站在我们一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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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52 八月二十七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表声明抗议斯大林处决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列夫·Б.加米涅夫以及另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27]“全国劳工联合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并不理解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所蕴含的意义。”维克托·阿尔瓦写道，“他们几乎没有报道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理应将这些审判视为一种警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似乎仅仅把它们视为一场家庭纠纷。”[28]托洛茨基分子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竭力轻描淡写或者隐瞒与斯大林的审判和暗杀有关的消息”。[29]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尽管担心谴责莫斯科审判可能激怒共产党人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相当流行，但是，这种担心并不占上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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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54 一九三七年一月新的叛国审判在莫斯科开庭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共产党之间激烈的舆论交锋火上浇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当即宣称被告都是无辜的。共产党的舆论工具《红色阵线报》回应说：“反革命集［409］团的喉舌和指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煽动者《战斗报》终于暴露了自己。它撕下面具是因为在莫斯科对第二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间谍和刺客以及盖世太保的帮凶进行了审判，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这些人由托洛茨基亲自指挥。”[31]《战斗报》对此反击道：“斯大林非常清楚，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他被告都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也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莫斯科的被告还受到了另一些指控：指控他们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指控他们为法西斯主义和外国间谍效力。我们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幸亏西班牙不是苏联，不过，有人正试图把西班牙置于苏联人的监管控制之下。当然，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而这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些国内外官僚不放过我们的原因。他们因为我们高举被他们抛弃和背叛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公布了其国内外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战而不放过我们。他们企图把我们束缚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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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56 在随后的几个月，论战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毒。四月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宣称：“托洛茨基分子……知道，他们肯定在群众当中名誉扫地；他们知道，群众现在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最明显的敌人；他们知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暗杀者——这已被基洛夫案件所证明[基洛夫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官方将其被暗杀归因于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而且还是蓄意破坏者和战争贩子。他们发现，工人抵制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把他们斥为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当然，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而是把自己伪装打扮起来。托洛茨基分子戈尔金[胡利安·戈尔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国际书记，执委会成员，《战斗报》负责人及其社论的主要作者][33]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辩解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加泰罗尼亚的群众对托洛茨基主义像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急于否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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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58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一开始就严厉指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支持“民主共和国”：《战斗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西班牙的问题是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在国内，他们欺骗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外，他们欺骗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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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0 对于这种指责，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反驳道：“有人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进行欺骗。……这不是为了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也不是为了欺骗外国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410］我们在这个时候犯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的错误……那么，在我国的领土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法西斯入侵者，而且还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当前目标的话，我们就将落入佛朗哥和莫拉设下的圈套，[他们]想把西班牙合法政府说成一个赤色政府，说成一个共产党政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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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斗报》断言，共产国际不希望西班牙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并不是在第三国际特许之下取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将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革命正在进行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肯定要消灭那些不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纪律的党派组织。这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们认为在理论方面打败我们更加困难，因此打算首先消灭我们。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以后能够将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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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4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向自治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专员出示的文件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即司法专员安德烈斯·宁）逐出内阁，然后组成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的新政府。[36]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支持这些建议。十二月八日，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明立场的孔帕尼斯主席宣称，“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能够将其权力强加于所有人的强大的政府”必不可少。[37]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此回应说，“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能是个独裁政府。”[38]此前一直非常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39]大胆地反唇相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应“莫名其妙”。“值此战争与革命的关头，我们看不出一个‘虚弱的政府’能够显示什么优势，因为战争与革命的进行和取胜完全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建立在团结和行动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将其权力强加于人的……强大的政府才可以奠定这些基础。强加于所有人，必须是所有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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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6 由于消除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十二月十二日，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正式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当天上午，曾为列昂·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被某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最激进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41]在其发表于《战斗报》的《每日政治笔记》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决心支持现行的合作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同谋，还是支持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它……将阻止反革命前进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政权的问题。”[42]同一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胡安·科莫雷拉公开要求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责它不忠于政府，因为其领［411］导人曾经抨击政府的法令，同时指责它在苏联“站在我国人民一边并向我们提供大量援助”之际进行反苏宣传活动。另外，他要求撤销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控制着革命民兵武装和巡逻队的防务秘书处和治安委员会，以便赋予政府专员“充分的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一种铁的纪律”。[43]几天之后他又说：“有些委员会比政府本身管的还多。”[44]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巡逻队和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持认为，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它在两个机构中均有代表——是“体现革命性质的机构”，以防止政府“由于最近掌握了权力”而变成“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警察政府”。[45]它问道：“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能够允许从它手中夺走这些[控制]手段吗？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迈出非常危险的一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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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68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对于他们自身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战前渗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企图、[47]因为其经常指责集体化的热情已经引起城乡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48]而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最终默许了十二月中旬将其逐出政府的决定。作为交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放弃了其撤销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要求，并且同意把防务专员的职位交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换取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的司法专员职位。从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来看，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首先关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不过，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作用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十二月份去找孔帕尼斯主席，“坚决要求不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留在政府中”。多年后塞拉·帕米埃斯亲口告诉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苏联武器，国外形势，[西班牙工业的]原材料以及食品的运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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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0 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否也从孔帕尼斯或者直接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那里受到过这一警告，然而重要的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一九三八年写道，“苏联大使”[原文如此]曾经以拒绝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除非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50]无论如何，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的声音在十二月十三日明显地开始减弱，当天的《工人团结报》只是简单地把政府危机说成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竞争的结果。胡安·安德拉德对此反驳说，这不仅仅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他警告说，危在旦夕的是“未来的整个革命进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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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2 被逐出内阁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失望，但它决定摆出一副满［412］不在乎的姿态。“没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可能进行治理，更不必说与它作对了。”十二月十七日的《战斗报》刊出通栏大字标题。它声称，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显然更加坚强了。“它已经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它的革命政治立场比过去更加坚定，由于它的革命立场，它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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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4 尽管表现出乐观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仍然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已经达到直接的目的，谁会相信它将放弃自己的图谋？……由于把我们逐出了政府，它已经赢得初步的胜利。暂时它会感到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继续前进的程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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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6 为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觉得牺牲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道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意正式退出内阁。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科莫雷拉、巴尔德斯和比迭利亚不过是以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新政府中而已，尽管众所周知他们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而且还在几周之内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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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7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的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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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4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54]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工人团结报》为新政府出现工会代表占多数的特征而欢呼，认为这是其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的失败。“随着这次危机的化解，”它继续写道，“我们觉得谁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或者进行任何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两个对手——他们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均被排除在自治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之外。两党在劳动者总工会里都有代表；……两党出自同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见解和策略的细微差别使它们分裂。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没有大声抗议的权利。”[55]马克［413］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政府危机感到愤怒。胡安·安德拉德说：“我们被逐出政府不是因为狡辩所称我们在劳动者总工会里有代表，而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不妥协的革命立场。……无政府工团主义总是犯注重形式不注重实质的错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它宁愿屈服于要求把我们逐出政府的反革命倾向……也不愿意坚持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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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6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第一政委霍尔迪·阿克尔说：“我们不是顷刻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打败的，而是被隐藏在这些组织背后的某种力量打败的，在我们这些抗拒其意志的人面前，这种力量能够巧妙地让我们产生被人抛弃的恐惧心理，而且产生面对佛朗哥的叛军时没有武器弹药的恐惧心理。”[57]《战斗报》还断言，有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周密计划。它说，这一计划包括三个步骤：（1）营造政治和心理气氛；（2）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自治政府以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3）采取措施实际将其消灭掉。“我们并不害怕战斗。”它威胁道，“我们不向任何人挑衅，但是，我们愿意不失尊严地回击一切挑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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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88 最终，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有人希望通过某些野蛮的方法遏制革命并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推到一边。谁也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党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亲骨肉。……我们无产阶级不会让人束缚。它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监护。它正毫不犹豫、不屈不挠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无论多么巨大的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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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0 [1]关于毛林和宁的情况，见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这部著作包括相当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起源的材料。另外，德国历史学家赖纳·托斯托夫即将在西德发表他的论文《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1939》。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托斯托夫的这篇大学论文对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两部著作肯定被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历史的基础性权威著作，因而将被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与本书无关的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人当作参考。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烈斯·宁》；弗兰塞斯·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1930—1937》；乔治·埃森魏因为罗伯特·A.戈尔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略辞典》撰写的毛林和宁的条目；安东尼·蒙雷亚尔，《华金·毛林的政治思想》；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和《西班牙革命，1930—1937》；佩莱·帕赫斯，《安德烈斯·宁的政治演变，1911—1937》和《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0—1935：西班牙的共产党左派和第二国际期间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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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2 [2]安德烈斯·宁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见宁《西班牙革命》，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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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094 [3]“在挪威迫于苏联的压力驱逐了托洛茨基之后，”乔治·埃森魏因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为其寻求庇护很可能是念及他与宁和安德拉德过去的关系。正如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维克托·谢尔盖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宁、安德拉德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仍然用同志般的钦佩目光看待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35页）。另一方面，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托洛茨基发出的邀请只是向他表示团结一致的一种姿态，因为，由于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托洛茨基渐渐发现，在欧洲安全地避难越来越困难（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想让托洛茨基到加泰罗尼亚来的计划没有实现。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托洛茨基亲自写信告诉正代表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谈判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代表让·鲁斯，他‘非常乐意’得到去巴塞罗那的签证（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二月号《战斗报》[巴黎]发表了这封信）。不过，由于被当时在巴塞罗那活动的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的特工截获，鲁斯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对意大利秘密警察的档案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这封信，同上。）但是，即使这封命途多舛的信到达它的收信人手中，托洛茨基几乎也不可能获准待在加泰罗尼亚。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的《战斗报》（巴黎）上——并于当月二十日在他们的马德里日报《红色战士》上——宣布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邀请，他们的建议却被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拒绝了（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孔帕尼斯当时不可能同意向托洛茨基发放签证，这主要是因为对该地区拥有控制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容忍托洛茨基的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仅毫不宽容地一概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特别敌视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曾经无情地迫害无政府主义者。胡利安·戈尔金在他（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中指出，孔帕尼斯的否定性答复很可能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例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对托洛茨基的敌视一点不亚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此，它会迫使孔帕尼斯不许托洛茨基进入西班牙。另外，据戈尔金说，孔帕尼斯本人肯定知道，托洛茨基出现在西班牙将严重破坏共和派为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所作的努力。”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请求对这封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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