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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54]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工人团结报》为新政府出现工会代表占多数的特征而欢呼,认为这是其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的失败。“随着这次危机的化解,”它继续写道,“我们觉得谁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或者进行任何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两个对手——他们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均被排除在自治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之外。两党在劳动者总工会里都有代表;……两党出自同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见解和策略的细微差别使它们分裂。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没有大声抗议的权利。”[55]马克[413]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政府危机感到愤怒。胡安·安德拉德说:“我们被逐出政府不是因为狡辩所称我们在劳动者总工会里有代表,而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不妥协的革命立场。……无政府工团主义总是犯注重形式不注重实质的错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它宁愿屈服于要求把我们逐出政府的反革命倾向……也不愿意坚持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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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第一政委霍尔迪·阿克尔说:“我们不是顷刻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打败的,而是被隐藏在这些组织背后的某种力量打败的,在我们这些抗拒其意志的人面前,这种力量能够巧妙地让我们产生被人抛弃的恐惧心理,而且产生面对佛朗哥的叛军时没有武器弹药的恐惧心理。”[57]《战斗报》还断言,有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周密计划。它说,这一计划包括三个步骤:(1)营造政治和心理气氛;(2)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自治政府以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3)采取措施实际将其消灭掉。“我们并不害怕战斗。”它威胁道,“我们不向任何人挑衅,但是,我们愿意不失尊严地回击一切挑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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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有人希望通过某些野蛮的方法遏制革命并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推到一边。谁也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党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亲骨肉。……我们无产阶级不会让人束缚。它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监护。它正毫不犹豫、不屈不挠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无论多么巨大的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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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毛林和宁的情况,见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这部著作包括相当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起源的材料。另外,德国历史学家赖纳·托斯托夫即将在西德发表他的论文《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1939》。这篇论文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托斯托夫的这篇大学论文对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两部著作肯定被认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历史的基础性权威著作,因而将被有兴趣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与本书无关的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人当作参考。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烈斯·宁》;弗兰塞斯·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1930—1937》;乔治·埃森魏因为罗伯特·A.戈尔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人物传略辞典》撰写的毛林和宁的条目;安东尼·蒙雷亚尔,《华金·毛林的政治思想》;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和《西班牙革命,1930—1937》;佩莱·帕赫斯,《安德烈斯·宁的政治演变,1911—1937》和《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0—1935:西班牙的共产党左派和第二国际期间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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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德烈斯·宁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见宁《西班牙革命》,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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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挪威迫于苏联的压力驱逐了托洛茨基之后,”乔治·埃森魏因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为其寻求庇护很可能是念及他与宁和安德拉德过去的关系。正如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维克托·谢尔盖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宁、安德拉德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仍然用同志般的钦佩目光看待他’(《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35页)。另一方面,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托洛茨基发出的邀请只是向他表示团结一致的一种姿态,因为,由于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托洛茨基渐渐发现,在欧洲安全地避难越来越困难(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想让托洛茨基到加泰罗尼亚来的计划没有实现。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托洛茨基亲自写信告诉正代表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谈判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代表让·鲁斯,他‘非常乐意’得到去巴塞罗那的签证(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二月号《战斗报》[巴黎]发表了这封信)。不过,由于被当时在巴塞罗那活动的意大利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的特工截获,鲁斯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对意大利秘密警察的档案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这封信,同上。)但是,即使这封命途多舛的信到达它的收信人手中,托洛茨基几乎也不可能获准待在加泰罗尼亚。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的《战斗报》(巴黎)上——并于当月二十日在他们的马德里日报《红色战士》上——宣布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邀请,他们的建议却被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拒绝了(戈尔金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孔帕尼斯当时不可能同意向托洛茨基发放签证,这主要是因为对该地区拥有控制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容忍托洛茨基的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仅毫不宽容地一概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特别敌视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曾经无情地迫害无政府主义者。胡利安·戈尔金在他(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写给伯内特·博洛滕的信中指出,孔帕尼斯的否定性答复很可能是基于另外一些考虑。例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对托洛茨基的敌视一点不亚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此,它会迫使孔帕尼斯不许托洛茨基进入西班牙。另外,据戈尔金说,孔帕尼斯本人肯定知道,托洛茨基出现在西班牙将严重破坏共和派为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所作的努力。”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请求对这封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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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战斗报》(戈尔金的文章)。关于一九三四年宁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见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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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例见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劳动报》上的文章《托派,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最佳代理人》和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巴塞罗那)《消息报》上的文章《为敌人工作的那些托派在行动》。《真理报》驻西班牙特派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参加了共产党人开展的这一场宣传活动,实例见他发表在(巴黎)《人道报》上的文章,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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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毛林的经历和他的妻子让娜为使其获释所作的努力,见让娜·毛林《如何解救华金·毛林:记忆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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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姆斯·W.科尔塔达编,《西班牙内战历史词典,1936—1939》,第328页。关于伊格莱西亚斯写给阿尔瓦的那封信,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一卷,第291—292页。一九七三年毛林在美国去世后,胡佛研究所得到了他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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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阿尔瓦说,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与毛林的七千名工农集团成员相比,宁的共产党左派只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也就是说,双方人数的比例是二十八比一,充其量也不过是二十三比一(阿尔瓦,《两位革命者》,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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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阿尔瓦说,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与毛林的七千名工农集团成员相比,宁的共产党左派只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也就是说,双方人数的比例是二十八比一,充其量也不过是二十三比一(阿尔瓦,《两位革命者》,第390—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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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例见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0—1940》,第273—307页;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文集》,第123—132页;托洛茨基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以及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新斗士》上的英文译文;还有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旬《我们的话》上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所著《列昂·托洛茨基与西班牙,1930—1939》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佩莱·帕赫斯在其研究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专著中写道,“托洛茨基针对新的党组织、特别是针对宁和安德拉德开展的宣传活动对西班牙革命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同时还在那些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当中造成了新的意见分歧,这使他们作为新的党组织的领导人更加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帕赫斯,《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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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未公开透露过内战期间其成员的人数,不过,据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在洛桑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会议纪要记载,西班牙支部的人数在十到三十人之间(《第四国际文件:形成时期,1930—1940》,第289页)。感谢曾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间担任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的英语代理人的斯蒂芬·施瓦茨让我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并在阅读了本章的内容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当今研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世界头号权威人士皮埃尔·布鲁埃提供了关于内战第一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前线和后方的人数的有用信息(该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承认:“西班牙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人数不多。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必须承认,他们人数不多。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个党的年轻党员赞成我的思想。不过,这个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因此,我公开批评它的政策。”(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的状况》,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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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我们的话》。(被人称为G.穆尼斯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在一九四八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创建了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那些赞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想法的党员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当时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并且正在阿拉贡前线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哈里·米尔顿说,“我们小组的负责同志”莫林(汉斯·弗罗因德)当年年初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哈里·米尔顿,与列昂·托洛茨基和乔治·科普通信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感谢哈里·米尔顿所提供的这些副本。不过,据斯蒂芬·施瓦茨说,“没有证据表明莫林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与施瓦茨的谈话,他的说法以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所著《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为依据)。曾经担任瑞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书记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另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保罗·塔尔曼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的一次访谈中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有一个强大的右派,他们迅速清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还枪毙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人们同样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380页)但是,在一九八四年回答我的问题时,克拉拉·塔尔曼断然声明,她不知道丈夫保罗所说的枪决。 根据皮埃尔·布鲁埃向斯蒂芬·施瓦茨提供的信息(见本章注释1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发表过开除一个名叫卡尔·埃维尔特·伦斯(“坎彭斯基”)的人的消息。我没有发现开除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的消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时,安德烈斯·宁以执委会的名义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能同时是其他任何政党组织的成员”,所以他们必须退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他还声明,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必须“公开与那些自称第四国际的报刊针对我党所进行的诽谤中伤活动划清界限并表示反对”(一九三七年七月第四国际国际局《信息公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在一封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公开信中,他们再次要求作为一个拥有支部权利的团体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同时严厉地批评了党的领导阶层:“缺少一个对人民阵线支持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坚定的阶级立场的政党——它不仅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预示着走上反动道路的严重危险。当我们写第一封信时,这种危险在远远的地方隐隐可见。……今天,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你们不能坚持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因为就连党的执委会成员也不认为是这样。你们为工农政府和工人革命阵线提出的口号掩盖了这一真实情况;工农政府与工人革命阵线势不两立,但是,你们可以同时建立,因为你们以某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相同的官僚主义眼光看待工人革命阵线,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将会通过在它与你们之间分配自治政府的专员职位来达到建立工农政府的目的。面对这种机会主义的混乱状态,我们赞成这个口号:建立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恳求你们反省,执委会的同志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犯了而且仍然在犯妨碍革命的根本性错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它所需要的理论方向,对原则进行充分的讨论十分必要。……只有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才会害怕基层组织。在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内部条件下,革命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派别斗争。”(同上)没有档案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为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作为党内的一个派别参加政治活动甚或考虑过第二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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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伯特伦·D.沃尔夫,《西班牙内战》,第68—70页。另请参阅吉姆·科克(哈里·戈德堡)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时代》上的文章《托洛茨基分子对西班牙的看法是什么》。关于内战期间以及战后安德拉德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见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展示的安德拉德文件(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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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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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卡萨诺瓦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四国际》上的文章《献给西班牙》,这篇文章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标题为《西班牙内战:人民阵线向佛朗哥敞开了大门》。感谢乔治·埃森魏因为我撰写了以下说明:“撰写这本小册子时,卡萨诺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的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关于这些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他还忽视了党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反对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继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作出的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决定这一事实。阿尔瓦没有提到安德拉德的名字,但是他说,在执委会内部,有两人投票反对加入政府,在范围更大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几位委员反对。他还证实,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均‘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的建议,尽管政治书记宁是否在没有将政府方案提交执委会‘进一步认可’的情况下毅然承担责任作出了最后决定仍然存在着一些疑问。据内战结束几年后采访过安德拉德的罗纳德·弗雷泽说,安德拉德迫于压力接受了决定,因为,尽管他个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但他‘知道,如果投了反对票,他将会被开除出党’(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41页)。安德拉德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决定加入政府的原因:‘一方面,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不会同意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断绝关系,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孤立,造成的实际后果是,我们再也不能为我们的民兵获得物资和经济援助,我们的地方组织也将失去在地方上担任的一切职务。总之,党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还会成为一个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几乎一半的战斗是斯大林分子打赢的,他们将因宣布我们非法而得益。需要认真考虑许多因素。由于这个原因,党的执委会决定将最终决定提交中央委员会,两天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展示的没有公开的文件)感谢安德拉德的遗孀玛丽娅·特蕾莎·加西亚·巴努斯向我提供了文件的副本。”安德拉德文件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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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战斗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加入政府是否明智的不同意见,见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第一卷,第320—324页。实际上,据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拉塞尔·布莱克韦尔(罗萨里奥·内格雷特)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受到八种“思潮”的冲击。见布莱克韦尔写给布兰代斯大学雨果·奥勒的信,雨果·奥勒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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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288页。关于穆尼斯在共产党左派时期的活动情况,见博纳穆萨《安德烈斯·宁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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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它由(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开除的)莱里达、塔拉戈纳和赫罗纳地方工会联合会以及一些自治工会组成(见其第一副书记佩德罗·博内特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巴黎]《战斗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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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瓦尔特·黑尔德,《西班牙革命》,第15页。另请参阅列昂·托洛茨基《西班牙教训》,第67—68页及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写给达尼埃尔·介朗的信,载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国际》,这封信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了不影响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上层的关系而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关于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所有政策最有争议的攻击之一,见费利克斯·莫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0—102页。作为对托洛茨基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人的回应,胡安·安德拉德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展示的没有公开的文件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安德拉德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见本章注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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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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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内战爆发之前,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是社会党工会的最小分支。据合并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四个组织之一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见本书第三十九章)领导人拉斐尔·比迭利亚说,七月十九日之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只有两万五千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消息报》)。但是,就连这个数字似乎也是被夸大的。例如,(前劳动者总工会观察家)弗兰克·杰利内克在《西班牙内战》一书中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两千人,见第335页。另一方面,据国际工人协会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说,战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在十五万至十七万五千人之间(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吕迪格向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内战期间,由于大多数人感到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更安全,两个工会迅速发展。这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就它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会员人数发表了夸大而且无法核实的说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宣称,它的会员人数增加到了三十六万零九百七十七人(《工人团结报》)。十天后,劳动者总工会声称它有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九名会员,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它要求在政府和市政委员会中拥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是完全正当的(拉蒙·富斯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劳动报》上的文章)。几个月后,劳动者总工会宣称它有四十七万五千名会员,《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对此回应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有一百万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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