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8173
1706408174
[4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劳动报》。
1706408175
1706408176
[4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劳动报》。
1706408177
1706408178
[45]N.莫林斯—法夫雷加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战斗报》上的文章。
1706408179
1706408180
[46]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战斗报》。十二月十四日，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主持下，自治政府召开了一次全体专员会议。孔帕尼斯在会议上表示，他将于第二天开始进行组建新政府的协商并将尽力“协调现有的意见分歧”（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专员会议纪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博洛滕资料集中有一份该纪要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见分歧的性质，这份会议纪要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线索。这一事实证明了共和派报刊作为一种主要信息来源的至关重要性。离开对发表在各个党派组织每天出版的报刊上的数以千计的社论、演说、文章和宣言的认真研究，历史学家想要了解内战期间盛行的派别斗争困难重重。
1706408181
1706408182
[47]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的情况见本章注释18，它几乎完全是由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开除的工会组成的。
1706408183
1706408184
[48]实例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十月三日、十五日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八日和十二日《战斗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巴塞罗那）《西班牙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圣地亚哥·帕拉辛，《革命与农村》，第21页。在外国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或“托洛茨基分子”）赞成立即对小型工商企业和农村土地实行集体化之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指责消失了。外国共产党人的指责见威妮弗雷德·贝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伦敦）《工人日报》上的文章；J.R.坎贝尔，《苏联的政策及其批评者》，第357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78页；路易斯·费希尔，《西班牙为何而战》，第44—45页；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和乔治·索里亚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原文如此，似应为一九三六年——译注）十二月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农村政策，见维克托·阿尔瓦编的《西班牙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集》，第256—268页。关于保护城市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出了自己的政策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区别：“将中产阶级吸引到革命中来是一回事，组成一个联盟使他们作为支配性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在革命的框架之内……承认他们的经济权利。”（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1706408185
1706408186
[49]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直到一九八六年，当我再次翻阅这些纪录时，我才发现这一段重要的陈述。
1706408187
1706408188
[50]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91页。另一名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也这么说过（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先驱》），但是，我发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没有证实受到过任何直接的威胁。戴维·T.卡特尔说：“苏联援助在加泰罗尼亚以几种方式用于歧视打击革命者。有非常详细的证据证明，苏联为援助加泰罗尼亚设置了这些条件：决不允许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产党人再次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制定的总体方案。”（戴维·T.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109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此时坚信，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
1706408189
1706408190
[5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战斗报》。
1706408191
1706408192
[5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1706408193
1706408194
[53]一九三七年三月初选出的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见佩德罗·切卡《伟大的政党，伟大的组织》，第23页。
1706408195
1706408196
[54]阿瓦德·德·桑蒂连加入政府的原因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1706408197
1706408198
[55]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1706408199
1706408200
[56]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战斗报》。
1706408201
1706408202
[57]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战斗报》。
1706408203
1706408204
[5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报》。
1706408205
1706408206
[59]安德烈斯·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演说，见安德烈斯·宁《西班牙革命，1930—1937》，第24页。
1706408207
1706408208
1706408209
1706408210
1706408212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414］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1706408213
1706408214
十二月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被削弱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顺从地同意将其逐出政府并且没有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这一胜利对他们自身意味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全国劳工联合会唯一可能的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忧虑。作为日益临近的危险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并不令人意外地转载了从越洋通讯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中摘录出来的以下内容，这则消息刊登在墨西哥的《环球图片报》上：“苏联报纸表示，希望以与苏联同样的力度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收拾干净。”[1]尽管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斥责这则报道纯属捏造——《消息报》或《真理报》确实没有刊登过这种消息[2]，但是，它无疑使全国劳工联合会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危险日益临近。
1706408215
1706408216
除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下降之外，十二月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中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的自信心和好斗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惹得《战斗报》在一月二十八日轻蔑地宣称：“五个月来，共和派一直委曲顺从。他们举起握紧的拳头严肃地听取‘国际’的指示。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真正的革命者还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开始再次感觉强大起来。”
1706408217
1706408218
虽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有意避免对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演说极其好斗，充满了对未来的革命隐晦甚至公开的威胁，[3]以致路易斯·孔帕尼斯主席觉得有必要插话发出警告，他仍然认为，只要将自由主义运动“驯化”并逐渐剥夺其武装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政府中的合作必不可少。尽管指责“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盘根错节混乱不堪”，强烈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415］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活力而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革命注定要失败”，孔帕尼斯仍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进行了下面这一番安抚：“一些共和派人士相信甚至梦想，今后将会建立一种与七月十九日以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缺乏忠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既不正确也不合法。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到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应当对监督政府的廉洁、效率和工作才智最感兴趣。”[4]这番话似乎使自由主义领导人感到欣慰，他们坚信孔帕尼斯当初对于革命的承诺。《工人团结报》写道：“路易斯·孔帕尼斯现在与无产阶级组织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见一致，他显示出一种比他的某些同志更敏锐、更真诚、更忠实的政治目光。”[5]
1706408219
1706408220
但是，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仰慕者对其想法的概括那样，塔拉德利亚斯确信，“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而自取灭亡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机会就将来临”，因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采取一种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和平共处的政策比迫使他们站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明智得多。[6]
1706408221
1706408222
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坚决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强制实施政府的法令，塔拉德利亚斯仍然经常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免遭共产党人的攻击。例如，有一次，当格拉诺列尔斯市出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他竭力阻止政府派部队增援。[7]另一次，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塔拉德利亚斯主持——时，他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边。[8]还有一次，针对共产党人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及其副手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拖延执行政府法令的指责，他为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辩护。[9]由于经常保护自由主义者，塔拉德利亚斯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10]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党内那些更加好斗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例如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后者喜欢大胆地冒险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不妥协政策。“[我]知道，”塔拉德利亚斯多年以后坚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416］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了解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有人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个下午得到解决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这不诚实，一点也不诚实。”[11]
[
上一页 ]
[ :1.7064081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