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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66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与教育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与物资供应专员［422］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公共救助与卫生专员   没有人把这个新政府当成回事，认为它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孔帕尼斯。危机出现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显得越来越不耐烦的孔帕尼斯需要一个“能够政行令通的政府，而且还能将它的意志强加于那些阻碍其开展工作的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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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68 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逐渐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而塔拉德利亚斯则希望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其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和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自取灭亡之前保持与它和平共处的政策。正如科莫雷拉的仰慕者和加泰罗尼亚政治戏剧的热心阐述者米克尔·卡米纳尔所注意到的那样，诸如孔帕尼斯和艾瓜德之类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在立场上更接近于科莫雷拉而不是塔拉德利亚斯”。当塔拉德利亚斯确认，由于认为政府团结的公开破裂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准备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做出正式但非实质性的让步时，另一方的科莫雷拉则认为，有名无实的合作只不过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并且可能产生“甚至更加惊人的后果”。科莫雷拉还说，意见分歧集中在“要团结还是要权力”的问题上。[56]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答案是“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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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70 四月七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推出了一个加泰罗尼亚“胜利计划”。计划的前言写道：“现在，整个问题以权力问题为转移，关键在于政府的权限。没有权力不可能有军队。没有权力不可能有战争工业。……没有权力不可能取得胜利。”它的要点是：（1）尽快建立一支作为共和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正规的加泰罗尼亚人民军；（2）立即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的应征者为基础组建五个师；（3）将基础的战争工业国有化并对运输业实行军事化；（4）尽快遵照前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通过的法令组建一支统一的治安部队；（5）将所有武器集中起来由政府控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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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72 整个计划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革命目标发生了冲突。“我们已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因此，我们相信，关闭水龙头的时候到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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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74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对这一立场表示欢迎：“七月十九日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它让机会溜走了。……无产阶级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如果今天我们不因势利导和平地夺取政权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和改良主［423］义者。……我们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犹豫不定。已经对反革命作出了太多的让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高兴地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现在的立场表示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宣称：‘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一步也不能后退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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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76 四月十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反映了更加激进的思想情绪，它号召：“同志们，镇压反革命！这是你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之成为现实。”不顾这一任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继续在自治政府宫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进行谈判，寻求某种可以避免对立阵营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妥协方案。但是，由于不时发生的冲突激增，外面的大街上看来已经充满了火药味，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的人身是安全的，”米克尔·卡米纳尔在科莫雷拉的传记中写道，“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保镖，他们总是与一些政治领导人形影不离。由于科莫雷拉的政治活动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的公车始终跟随着一些武装到牙齿的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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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78 四月十六日，孔帕尼斯主席为渡过危机组成了另一个临时政府。他在几周之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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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80 长期以来，[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一直要求[中央政府]增派兵力；自治政府的治安力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只有两千名武装的突击卫队队员和另外六百名非武装的突击卫队人员以及少量共和国国家卫队队员。灵活变通的联合政策必须与加强政府权力的努力相结合，在涉及所谓不听指挥的组织[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以及有人以强硬的手段违抗政府法令的特定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我始终坚决要求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公众舆论的压力，而且是因为马德里的内政部和其他权力机构的要求以及外国报刊对边境地区形势的评论，等等，等等。形势的错综复杂性使得增援成为必要，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即使在最大限度地灵活变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冲突。自治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缓解形势，舆论也在施加压力。政府的权力正在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怒，以致存在着政府失去公众的信任、效力于自治政府的治安部队丧失斗志的危险。[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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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82 尽管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孔帕尼斯四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政府具有相同的政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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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88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424］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何塞·米雷特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安德烈斯·卡普德维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胡安·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奥雷略·费尔南德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像四月三日组成的临时内阁一样，新政府流产了。它的成员无法就一个共同纲领达成一致，而且日益恶化的军队和警察的指挥控制问题仍然错综复杂令人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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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90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把解决危机的过程形容为一场闹剧，“一场让大家更加难以忍受的闹剧，因为三个星期过去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情况依然如故”。它再次批评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在内战爆发时]并不知道对权力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更愿意认为这只是一个合作问题[而不是]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全面夺取政权。……我们肯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群众将像我们一样以冷淡的目光看待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比许多人认为的都要快，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问题将被再次提出来。……改良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的目标。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可怕，对我们大家也非常可怕。因为，危在旦夕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组织的前途，而是革命事业的前途。”[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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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92 第二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宣称：“刚刚组成的这个政府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建立停战状态的一种尝试，无论停战多么短暂。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将利用他们得到的这一次喘息机会获得并巩固新的职位。工人阶级负有通过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为最终解决[政府危机]做好准备的历史责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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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94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同意掩盖这场危机，但是，自由主义运动的真实情绪反映在它的报纸上。四月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停止执行前任行政委员会所遵循的路线为条件接受了冲突的解决方案，它还相信，这一路线将被尊重并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合［425］理政策所取代。”同一期《工人团结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已多次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和宽容。但要小心！不要让人们误解了它的意图或是认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将允许他们那些所谓的同志将自己践踏在脚下而不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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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96 同一天，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道路》宣称：“[反革命势力]企图夺取国家机器。昨天，它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统一的治安部队。……今天，它提议建立一支没有革命成分的正规军。这些花招的卑鄙目的是什么？……依靠这些肯定将会为其效力的军队，明天它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成果淹没在血泊之中。怎么才能挫败这一阴谋？……通过缔造革命的军事组织。我们向[后方的青年]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建立革命青年骨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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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298 同一期《道路》上的另一篇文章威胁道：“击退反革命的时间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已经声明……它们必须为消灭那些对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不忠诚的人而战，更要为消灭那些根本不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人而战。……防止牺牲我们的同志进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方法是……建立一支确保取得战争和革命胜利的军队并将科莫雷拉、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等人从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最后，同一天的《土地与自由》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对于某些政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消灭法西斯主义。让它们惶恐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耗费它们最大精力的是其诋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传运动。……如果它们想在西班牙重复它们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它们将发现，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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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00 与此同时，为了将阿拉贡前线的民兵纵队合并编入人民军，为了建立一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控制的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它的宣传活动，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事实是，受与巴伦西亚当局达成的军事协议推动，的确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胡维尔特纵队、杜鲁蒂纵队和阿斯卡索纵队这三支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分别改编成为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巴里奥—特鲁埃瓦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七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九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成为第三十师；但是，它们仍然被各自的党派组织所控制。至于那些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实际上都被扔进了废纸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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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02 在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四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次对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未遂暗杀。[65]紧接着在第二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拉斐尔·比迭利亚的［426］秘书罗尔丹·科尔塔达被暗杀。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笼罩着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暗杀为冲突添加了新的催化剂使其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将暗杀归咎于“不法分子”[66]——这个术语现在被普遍用来形容所有那些反对与政府合作并努力使自由主义运动坚持其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桀骜不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成员。“不再宽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高呼，“社会秩序必须在一个人的统一指挥下尽快恢复，这个人必须迅速而无情地消灭频繁出现的犯罪行为。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被人称为不法分子的团伙通过武力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和法律强加给大多数公民。”[67]“现在还有不法分子和奸细不是一种耻辱吗？”由激进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小型分离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质问，“……另外，前些时候自治政府通过了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它们为什么没有执行？当局要达到什么目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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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04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还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要求：“停止暗杀工人积极分子！停止针对反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的挑拨离间！我们反对受雇于国内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奸细！人民要求正义并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实现正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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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06 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的四月二十七日当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不只是一场葬礼；这是一次公民投票。”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一队接着一队走过巴塞罗那的街道……悲痛使他们像兄弟一般团结起来，还有抗议。……葬礼的壮观场面表明，加泰罗尼亚人民决心惩罚凶手并且捣毁那些妄想阻挠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歹徒的巢穴。公民投票已经举行。投票的结果告诉我们，对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了；反法西斯的群众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内部的敌人，反对我们称为不法分子的那些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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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08 全国劳工联合会抗议说，“利用一位反法西斯战友牺牲的痛苦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令人厌恶”，[71]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葬礼是“反革命示威”的一个借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工人被工会调动了起来，……对一名工人积极分子死难的同情[使]他们陷入后方的斗争。……像不久前一样，这场示威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在极端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中制造一种集体迫害的气氛，迫害的对象是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采取更大的行动而营造的某种心理气氛正在形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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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310 紧接着暗杀罗尔丹·科尔塔达发生的是杀害安东尼奥·马丁事件。马丁是边境城市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邻近的贝利韦尔村与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前身［427］为国民卫队）遭遇时被杀。[73]此后不久，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从巴伦西亚派来的大批边防警察部队——由海关官员和税务人员及其警卫组成的部队——开始夺取迄今为止由革命委员会控制的法国—西班牙国境沿线的边防哨所。[74]在两周前的四月十六日，内格林发布了一道命令，派遣一些重新组建的边防警察部队前往边境地区执行任务。[75]这道命令提前警示了巴伦西亚当局打算夺回被革命者夺走的这一权力，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控制外贸和外汇以及武器的流动必不可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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