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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道路》宣称：“[反革命势力]企图夺取国家机器。昨天，它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统一的治安部队。……今天，它提议建立一支没有革命成分的正规军。这些花招的卑鄙目的是什么？……依靠这些肯定将会为其效力的军队，明天它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成果淹没在血泊之中。怎么才能挫败这一阴谋？……通过缔造革命的军事组织。我们向[后方的青年]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建立革命青年骨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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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道路》上的另一篇文章威胁道：“击退反革命的时间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已经声明……它们必须为消灭那些对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不忠诚的人而战，更要为消灭那些根本不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人而战。……防止牺牲我们的同志进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方法是……建立一支确保取得战争和革命胜利的军队并将科莫雷拉、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等人从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最后，同一天的《土地与自由》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对于某些政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消灭法西斯主义。让它们惶恐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耗费它们最大精力的是其诋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传运动。……如果它们想在西班牙重复它们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它们将发现，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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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将阿拉贡前线的民兵纵队合并编入人民军，为了建立一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控制的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它的宣传活动，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事实是，受与巴伦西亚当局达成的军事协议推动，的确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胡维尔特纵队、杜鲁蒂纵队和阿斯卡索纵队这三支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分别改编成为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巴里奥—特鲁埃瓦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七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九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成为第三十师；但是，它们仍然被各自的党派组织所控制。至于那些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实际上都被扔进了废纸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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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四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次对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未遂暗杀。[65]紧接着在第二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拉斐尔·比迭利亚的［426］秘书罗尔丹·科尔塔达被暗杀。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笼罩着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暗杀为冲突添加了新的催化剂使其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将暗杀归咎于“不法分子”[66]——这个术语现在被普遍用来形容所有那些反对与政府合作并努力使自由主义运动坚持其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桀骜不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成员。“不再宽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高呼，“社会秩序必须在一个人的统一指挥下尽快恢复，这个人必须迅速而无情地消灭频繁出现的犯罪行为。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被人称为不法分子的团伙通过武力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和法律强加给大多数公民。”[67]“现在还有不法分子和奸细不是一种耻辱吗？”由激进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小型分离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质问，“……另外，前些时候自治政府通过了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它们为什么没有执行？当局要达到什么目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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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还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要求：“停止暗杀工人积极分子！停止针对反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的挑拨离间！我们反对受雇于国内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奸细！人民要求正义并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实现正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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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的四月二十七日当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不只是一场葬礼；这是一次公民投票。”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一队接着一队走过巴塞罗那的街道……悲痛使他们像兄弟一般团结起来，还有抗议。……葬礼的壮观场面表明，加泰罗尼亚人民决心惩罚凶手并且捣毁那些妄想阻挠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歹徒的巢穴。公民投票已经举行。投票的结果告诉我们，对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了；反法西斯的群众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内部的敌人，反对我们称为不法分子的那些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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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抗议说，“利用一位反法西斯战友牺牲的痛苦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令人厌恶”，[71]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葬礼是“反革命示威”的一个借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工人被工会调动了起来，……对一名工人积极分子死难的同情[使]他们陷入后方的斗争。……像不久前一样，这场示威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在极端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中制造一种集体迫害的气氛，迫害的对象是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采取更大的行动而营造的某种心理气氛正在形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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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暗杀罗尔丹·科尔塔达发生的是杀害安东尼奥·马丁事件。马丁是边境城市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邻近的贝利韦尔村与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前身［427］为国民卫队）遭遇时被杀。[73]此后不久，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从巴伦西亚派来的大批边防警察部队——由海关官员和税务人员及其警卫组成的部队——开始夺取迄今为止由革命委员会控制的法国—西班牙国境沿线的边防哨所。[74]在两周前的四月十六日，内格林发布了一道命令，派遣一些重新组建的边防警察部队前往边境地区执行任务。[75]这道命令提前警示了巴伦西亚当局打算夺回被革命者夺走的这一权力，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控制外贸和外汇以及武器的流动必不可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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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被杀，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准备收缴武器，以及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奥斯皮塔莱特的无政府主义者总部发动袭击，[77]这些消息使聚集在巴塞罗那上空的战云明显变得更加浓密而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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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调动武装人员小组占领了加泰罗尼亚首府的街道。所有人都手持来复枪，一些人腰间挂着手榴弹。下午六点，政府召开会议，但是，在短暂的会议之后它宣布，由于不可能在“企图通过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危及战争和革命”的武装人员的压力下继续工作。“因此，政府将中止会议并且希望所有未经其直接许可的人立即离开街道，以便使它有可能处理混乱的局面。同时它还警告说，加泰罗尼亚目前正在经历迅速的毁灭。不过，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为保证其法令的严格执行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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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马上就到。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为举行一次联合示威游行而进行的谈判已被放弃。[79]对立两派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使人们找不到任何宽泛的口号足以涵盖他们的分歧哪怕一天。“[透过]城市的表面，”目击者乔治·奥威尔写道，“在奢华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下面，在大街上因宣传海报和蜂拥的人群而呈现出来的欢庆表象下面，存在着某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气氛。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都预言：‘马上就要出事了。’危险的起因非常简单而且不难理解。那就是希望推动革命前进的派别与希望控制或制止革命的派别之间的对抗——归根结底，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对抗。”[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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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爆炸性的气氛中，新成立的极其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杜鲁蒂之友会显得异常活跃。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会员们在巴塞罗那大量张贴了他们的口号。“我们同意他们的纲领并且准备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81]胡安·安德拉德——他被普遍认为是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428］人党执委会成员——写道，“这些口号中有两点也是我们的基本观点：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以及工农兵民主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象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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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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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来，工人正在受到监控。[他们]……日夜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既不是不法分子，也不是奸细。他们是七月十九日在大街上战斗的同一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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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携带着武器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厌倦了多如牛毛的政治协议，他们厌倦了建立在脆弱的妥协基础上的纸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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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信任政府成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守望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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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不能容忍真正的不法分子了。我们需要统治，但我们需要绝对的统治。在前线和后方。由工人阶级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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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行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孤立的运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自杀式的“暴动”，那将危害工人阶级的胜利前进。不，不仅工人小组要采取行动，[而且]全体工人也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方案以及对此时此刻各种需要和可能的清醒认识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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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工人阵线承担起赢得战争并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成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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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由工人、农民和士兵民主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这些工作和战斗着的人们的政府，一个工农政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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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逐渐加强行动解除大街上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武装。五月二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革命的保证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企图解除人民的武装就是使自己站在街垒错误的一边。任何专员或警察署长，无论是谁都不能下令解除工人的武装。工人们正在与法西斯战斗，与后方那些尽人皆知其平庸无能的政客相比，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你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解除你们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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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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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治·埃森魏因在应我的请求起草的注释中写道：“这则报道惹得苏联总领事公开声明，‘一月五日《战斗报》以《警告！》为题发表的消息依据的是虚假的材料。’此外，总领事宣称，苏联没有所谓越洋通讯社，而且‘在苏联的报纸上没有也不可能刊登攻击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组织的兄弟般的工人运动的内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战斗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努力证明最初刊登在《环球图片报》上的这则消息是真实的（同上），尽管它从未出示过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真理报》或《消息报》上摘录的包含这一段有争议的引文的报道。实际上，苏联总领事说的不错，苏联报纸没有进行过这种攻击，因为《真理报》所刊登的唯一一篇关于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文章是《加泰罗尼亚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策略》，它只是转载了发表在《工人世界报》上的这篇文章。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这篇文章吹毛求疵，但是，它并不包含《战斗报》引自《环球图片报》的内容。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克里姆林宫当时竟会公开表明其消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意图，因为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正在试图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具体情况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阿方索十三世，第二共和国，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第360—361页，另请参阅第426—427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一段不足为信的引文后来被认为出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并且被无数作家和历史学家当做非常重要的材料使用，其中包括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杰拉尔德·布雷南、胡利安·戈尔金和休·托马斯（尽管后者在一九七七年修订版的《西班牙内战》中将其删去）。感谢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仔细查阅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写完这条注释以后，我在查阅弗兰克·明茨所著《西班牙革命的工人自治》一书时发现，第227—228页上有一段类似的关于《真理报》所刊登的文章的不足为信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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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最后关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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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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