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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08 [36]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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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10 [37]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战斗报》。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军事领域所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政策的批评，见G.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预兆》，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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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12 [38]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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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14 [39]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每日图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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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16 [40]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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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18 [41]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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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20 [42]几乎没有公布过这些协议的信息，当时只有笼统的报道。具体见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战斗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最后关头》。不过，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提供了一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线索，见该书第一卷，第1042—1045页。但是，尽管进行了勤奋的研究，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将加泰罗尼亚民兵并入人民军的官方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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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22 [43]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劳动报》。征兵日期确定如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应征者为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和三十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应征者为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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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24 [44]杜鲁蒂死后负责指挥杜鲁蒂纵队的里卡多·桑斯战后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给自由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和弹药，“因为他害怕我不知所以”（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51页）。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指责政府蓄意不向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以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失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思想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自由青年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道路》；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九日《战斗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无疑是内战第一年阿拉贡前线缺乏武器和作战不力的部分原因。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下面这一段评论值得记录在案：“斯大林决定以武器和人力援助的只是西班牙那些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领导的团体组织。他决意不让加泰罗尼亚人得到我们的飞机，因为他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的飞机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这将提高他们的威望从而加强他们在共和派队伍中的政治影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91—92页）但是，阿拉贡前线作战不力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各支部队之间的政治对立，纪律涣散，缺乏统一指挥（见本书第二十五章）以及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其他城市的紧张局势——那些地方拥有的武器比前线还多。“我们不可能闭口不谈以下事实，”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我们在阿拉贡前线只有三万支步枪，可是在后方，各种各样的党派组织拥有大约六万支步枪，弹药也比前线充足。我们不是一次而是数十次建议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交出他们的武器。……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在其他党派组织准备从背后攻击我们时解除自己人的武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68页）尽管政治斗争的确是阿拉贡前线缺乏轻型武器的部分原因，但这不是缺乏重型武器的原因，巴伦西亚当局不是故意不给就是更愿意把重型武器送往受到威胁的马德里前线。下面是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参加战斗的乔治·奥威尔对阿拉贡前线窘困状况的生动描述：“我时常环顾四周遥望战场，同时渴望——噢，这种渴望多么急切！——有一组群炮。那样的话，一个人就能像用锤子砸开核桃一样轻而易举地逐个摧毁敌军的阵地。可是我们这边连一门炮也没有。……机关枪的配备大约是五十个人一挺；都是一些老式机枪，但在三四百码的距离内命中率还相当高。除此之外我们只有来复枪，而且大部分来复枪已成废铁。……弹药极其紧张匮乏，以致每个参加战斗的士兵只能发给五十发子弹，而且大部分子弹的质量非常低劣。……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几乎没有左轮或者其他手枪，五到十个人才有一颗手榴弹。”（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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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26 [45]这篇文章以恩里克·阿德罗埃尔的笔名“希罗内利亚”署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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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28 [46]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每日图片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每日图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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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30 [47]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见巴柳斯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和二十四日以及七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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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32 [48]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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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34 [49]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工人斗争报》。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创立和活动有关的资料，见“杜鲁蒂之友会”档案，其中包括巴柳斯战后写给我的信和霍尔迪·阿克尔主要根据对巴柳斯以及其他成员的采访整理的关于该组织的打印资料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保罗·夏基，《杜鲁蒂之友会年表》和海梅·巴柳斯的《迈向新的革命》。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杜鲁蒂之友会代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的一批极端激进分子，他们在阿拉贡前线和巴塞罗那得到了明显的支持。通过坚定有力地反对民兵军事化并且反对解散防务委员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巡逻队，这些人希望遏制逐渐高涨的反革命浪潮。从某种理论的角度看，杜鲁蒂之友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阶层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的改良主义立场提出了挑战。据该组织的主要发言人巴勃罗·鲁伊斯说：‘新组织的首要目标是要维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宗旨像七月十九日时那样完好无损，以保证工会组织在没有政治党派参与的情况下承担社会经济事务的领导责任。’（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晚报》，被弗兰克·明茨和米格尔·佩西尼亚在《杜鲁蒂之友会，托洛茨基分子和五月事变》一书中引述，见第11—12页）难以估计杜鲁蒂之友会在战争的这一紧要关头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直到五月这个组织才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人民之友》，尽管查不到其发行量的统计数字，但巴柳斯声称，第二期发送了大约一万五千份。据巴柳斯说，该组织设法将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底，同一年，他撰写的小册子《迈向新的革命》[作者没有署名，但是后来翻译成英文出版时在标题下面有他的名字]秘密散发，估计散发了三万到五万册（‘杜鲁蒂之友会’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除了副干事巴柳斯和干事费利克斯·马丁内斯之外，杜鲁蒂之友会的其他重要成员包括巴勃罗·鲁伊斯、弗朗西斯科·卡雷尼奥和埃莱乌特里奥·罗伊格。由于早年造成的瘫痪，巴柳斯放弃了医学训练成为一名政治活动积极分子。最初，他加入分离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直到一九三一年，接着他短暂地成为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的成员（霍尔迪·阿克尔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写给博洛滕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不过，阿尔瓦和施瓦茨在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巴柳斯的工农集团成员身份提出严重质疑）。一九三二年，他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最终成为《工人团结报》的一名编辑并在内战期间担任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晚报巴塞罗那《晚报》的主编（见巴勃罗·鲁伊斯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工会斗争》上的文章《海梅·巴柳斯的挽歌》，这篇文章还用英文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至三月号旧金山的《警钟》杂志上）。毫无疑问，杜鲁蒂之友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瑞士托洛茨基分子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以下面的方式描述了巴柳斯的领导能力：‘甚至在第一次与巴柳斯和他的朋友见面时我们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对付人的非凡才能。他对形势的估计很简单：由于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抛弃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政策的坚实基础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战略的附庸。’（克拉拉·塔尔曼和保罗·塔尔曼，《争取自由的革命》，第189页）”感谢埃森魏因应我的要求撰写了这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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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36 [50]尽管伊斯格莱亚斯三月二十三日就辞职了，官方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并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处于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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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38 [5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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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40 [52]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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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42 [53]科莫雷拉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劳动报》；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塞赛对《环球新闻报》发表的声明，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广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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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44 [54]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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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46 [55]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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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48 [56]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93和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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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50 [57]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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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52 [58]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

1706408453

1706408454 [59]安德烈斯·宁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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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8456 [60]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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