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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尽管伊斯格莱亚斯三月二十三日就辞职了，官方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并没有对外宣布政府处于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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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言，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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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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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科莫雷拉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劳动报》；另请参阅塔拉德利亚斯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劳动报》；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塞赛对《环球新闻报》发表的声明，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广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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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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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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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93和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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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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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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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安德烈斯·宁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载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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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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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路易斯·孔帕尼斯，《关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战斗的笔记和文件》。内战期间巴伦西亚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将这份珍贵资料的副本送给我（现存胡佛研究所）。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助手费利佩·乌瓦奇向我确认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他说，他在塔拉德利亚斯的文件中见过这份资料的副本而且阅读了它。此外，根据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在其撰写的孔帕尼斯传记中所引用的简要摘录判断，他显然也有这份资料的副本，见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孔帕尼斯的人生与献身》，第177—178页。里卡多·德尔里奥是从著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弗朗西斯科·阿吉雷那里得到的这份文件。关于阿吉雷的讣告，见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西班牙共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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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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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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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关于民兵部队的改编，见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43页和桑斯的《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126—127页。阿拉贡前线部队的真正兵力是多少？宣传的估计兵力高达十五万人，但是，这个数字被严重地夸大了。迈克尔·阿尔佩特在他的学术专著《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里说，根据可以利用的有限资料，“阿拉贡前线的兵力总数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不可能超过两万五千人”，见第45—47页。这得到了赫尔穆特·吕迪格和莫林（汉斯·弗罗因德）的支持。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吕迪格在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四月中旬，与属于其他党派组织的九千名民兵相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为一万六千人。莫林是巴塞罗那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之一，他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三千人，由下列部分组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万三千人；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千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五千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伦敦《战斗报》）。他没有把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民兵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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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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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总书记的拉蒙·利亚尔特断言：“共产党人自己暗杀了罗尔丹·科尔塔达，然后嫁祸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不法分子’。”他声称，共产党人必须找到一个点燃“反法西斯主义火药桶”——影射巴塞罗那五月的战斗——的“‘道德上的’正当理由”（拉蒙·利亚尔特，《革命与内战之间》，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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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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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巴塞罗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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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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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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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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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胡安·安德拉德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战斗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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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对这一事件的最佳描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伊萨克·普恩特在南希·麦克唐纳的《向西班牙流亡者致敬》一书中所作的描述，见第171—18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工人团结报》（该报社论和自治政府内务治安委员的秘书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每日图片报》；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道路》；阿道弗·布埃索，《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回忆》，第二卷，第227页；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D.贝纳维德斯，《加泰罗尼亚的内战与革命》，第401—413页和（加泰罗尼亚自由主义青年运动总书记）拉蒙·利亚尔特，《革命与内战之间》，第236—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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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每日图片报》。根据共产党官方的内战史，边防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四月十七日开始抵达边境地区的，而且他们“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动手解除了‘不法分子’团伙的武装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夺取了边境的控制权”（《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72页）。五月四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用电传电报通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四月三十日内格林离开巴伦西亚前往边境地区（阿萨尼亚—普列托电传电报，第11页。关于这些电传电报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二章）。不过，根据贝纳维德斯所引述的科莫雷拉与内格林五月二日晚上通过电传进行的一次谈话来看，财政部长当时仍在巴伦西亚，见《加泰罗尼亚的内战与革命》，第423页。内格林问科莫雷拉，经巴塞罗那去边境地区他是否应当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科莫雷拉对此答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你必须推迟这一行程。”“我带一把袖珍折刀防身，”内格林回答说，“不要把我的目的地告诉任何人。”科莫雷拉对此答道：“如果我们有办法买到大批‘袖珍折刀’，事情就彻底结束了，而且早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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