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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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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安德拉德多年以后将杜鲁蒂之友会斥为“混乱思想的一个标志”，其“极端革命的辞藻”没有政治效果（见安德拉德文件《一九七〇一月十日在巴黎西班牙工人运动研究中心举行的发布会》，该文件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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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战斗报》。同一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针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者”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宣言。它的部分内容如下：“七月十九日，工人阶级缺乏对于夺取政权来说最重要的革命领导地位。……无政府工团主义完全否认政权的必要性。……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运动暴露了其作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坚力量的本来面目。…… “列宁说过，‘除非发生世界革命，我们的失败在所难免。’这句话更适用于西班牙。为了引导世界工人阶级走向反抗，我们必须通过树立一个榜样作出示范。…… “为了使受法西斯主义压迫的人民群众站起来，有必要向他们展示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与我国的资产阶级结盟。 “战争与革命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没有革命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甚至更准确地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赢得战争。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统治。…… “谁将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的统治机关工农兵委员会，它们的议会——地方、地区和全国代表大会——以及革命执行委员会。工会必须管理经济，而整个工人阶级必须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 “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感谢斯蒂芬·施瓦茨送给我一份该宣言的副本，这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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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战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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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二章［429］ 五月事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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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巴塞罗那政治斗争的动力正不可阻挡地导致双方公开交战，导致西班牙革命的流血插曲和决定性的转折点，史称五月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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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哪个历史事件的报道或解释像对五月事变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几乎一致将事变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一次反叛，[1]尽管《布尔戈斯日报》还肯定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曾走上街头杀死苏联人。“西班牙人不是苏联人，”它补充说，“因此，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赤色分子并没有忘记他们是西班牙人。”[2]《纳瓦拉思想报》宣称，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步”。[3]至于外国新闻界，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4]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民》[5]也像其他立场见解千差万别的外国著名报纸一样，把这说成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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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共和派阵营的外国支持者当中，在共和派阵营内部，对五月事变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苏联《真理报》将这场冲突定义为“佛朗哥和意大利—德国干涉者所策划的“一场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动”，目的在于分散西班牙共和派对于前线的注意力”并“用‘无政府’幽灵吓唬英法资产阶级”。[7]法国共产党的喉舌《人道报》把事变描绘成一场“希特勒分子的暴动”，在它看来，暴动的头目利用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且“确信可以得到不负责任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帮助”；[8]与此同时，美国共产党的喉舌《工人日报》报道说：“除了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无政府主义‘不法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外，君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场未遂暴动。”[9]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将事变定性为“在英法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府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一次尝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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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使事变更加扑朔迷离，声明断言，这场“暴乱”并不像“某些企图造成世界舆论混乱的宣传机器所［430］说”的那样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当暴乱的头目认为已经控制了局势时”，传统的君主主义旗帜在巴塞罗那的一些阳台上飘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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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共和派内部，共产党的主要日报《红色阵线报》把这场骚乱描绘成一场由“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策划的暴动。[12]这种观点遭到革命左派的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说法，这场冲突是共产党人所激起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的自动爆发”。[13]这也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说法，尽管它还指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打算在墨索里尼同意的情况下使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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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过了五十年后五月事变仍然被团团迷雾所笼罩，尽管许多人试图澄清其真相。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时，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温已经达到了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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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共同商定并且遵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事先做出的一项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察署长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先发制人，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五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他率领三卡车突击卫队士兵袭击了电话局。[15]去年七月挫败军事叛乱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据了坐落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的这一幢地理位置优越的大楼，把它当做一个“关键的革命阵地”。[16]迅速进入这幢十层的大楼之后，突击卫队士兵占领了底层，但是，他们在试图进入上面的楼层时受到了阻击。[17]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发出援助的请求之后，警察的援军陆续赶到，他们“占领了相邻建筑的楼顶并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布置了非常显眼的兵力”。[18]很快，一位目击者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武装人员乘坐卡车到达了。“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革命成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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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颁布的关于实行集体化和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令使工会没收或者管理其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大型工商企业合法化，[20]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所拥有的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个机构中的支配力量，去年七月以来就在大楼的塔楼上飘扬着的他们的红黑旗帜证明了他们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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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上述法令该委员会由一名政府代表所主持，但是，他的存在只是造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官方控制的假象。“那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结束这种局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声称，“电话局的内部管理全都是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另外，无论是阿萨尼亚总统还是孔帕尼斯主席或者任何其他人，谁［431］的通话都不可能不被某个行为不检点的接线员偷听。”[21]这并非夸大其词。孔帕尼斯主席在他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亲笔证实：“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所有电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的所有电话均被窃听。”[22]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种窃听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它却是革命赋予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由于能够行使否决权，能够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截取窃听“有损名誉的电报和谈话”并且能够偶尔发现一些“阴谋削弱人民权利”的人，[23]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有了实际权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打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者，它们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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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根据艾瓜德签发的命令袭击电话局[24]时，他得到了除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之外的大部分政府专员的默许并非没有可能。[25]不过，另一个例外是精明而且极其谨慎的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据阿萨尼亚总统——我们应当记得，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马德里去了巴塞罗那——说，塔拉德利亚斯在开战的第一天晚上告诉他，他只是在命令发出以后才知道了袭击行动，他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危险”，因为政府缺乏制服其可能遇到的抵抗的手段。[26]“他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阿萨尼亚进一步证实，“批评艾瓜德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批评孔帕尼斯张口闭口都是开战，他还为此警告过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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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袭击的消息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要求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两人撤职，但没有奏效。[28]“其他党派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尤其是坚决反对这种惩罚措施的自治政府主席的机会主义态度在战事爆发之后引起了一场总罢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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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当时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少数中产阶级分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的记者，他在追述五月事变时说：“如果孔帕尼斯像他按理应当做的那样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将内务治安专员和治安总署署长撤职的话，巴塞罗那就不会有五月那个可悲的一周。……孔帕尼斯主席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的态度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不是他不了解情况而且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使他拒绝将两人撤职，就是他完全知情并且默许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孔帕尼斯主席为什么不坚持提出辞职呢？难道他被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的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歇斯底里迷了心窍？难道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他想对党内的某些朋友表示忠诚？解释孔帕尼斯主席态度的真正原因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态度对引发冲突、散布仇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塞罗那不得不因此而遭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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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得知袭击电话局大楼的消息时，愤怒在那些主要是无政府工［432］团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街区蔓延开来。“成百上千的同志们占领了街道。”一名无政府主义目击者写道，“他们要去市中心彻底清除那些打算像七月十九日的法西斯分子一样再次进行挑衅的人。阻止他们很困难。这些同志……知道挑衅者企图干什么。……他们企图扼杀革命，破坏革命工人的胜利成果，然后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激怒无政府主义者使他们加入冲突，宣布他们是‘人民阵线’政府的敌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民主列强进行干预打开绿灯，然后将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所谓‘工人的祖国’在这一场扼杀革命的行动中是刽子手的帮凶，为了在抵抗法西斯分子对其存在的威胁时得到资本主义民主列强提供的援助，它正在牺牲西班牙人民未来的自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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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个街垒迅速筑起。“这些街垒看上去古怪而神奇。”乔治·奥威尔目睹了主要街道之一兰布拉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当西班牙人明确决定动手干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显示出那种富有激情的力量，男人、女人和很小的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撬起地上的鹅卵石，把它们装进从附近找来的手推车里运到前面，人们背着沉重的沙袋，摇摇晃晃地来来往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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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之前，巴塞罗那是一座兵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回到了街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工厂、车间和仓库已停止工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自由的街垒重新筑起。七月精神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33]不知那些对袭击电话局负有责任的人是否预料到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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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着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到城市商业公务区的边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着局面。不过，在哥特区那一小块商业政治地盘内，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例如，在位于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着电话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则牢牢控制着它的总部哥伦布酒店，一九三六年七月它没收了这个酒店，从酒店的窗口用机关枪几乎可以对整个广场进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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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萨里亚、奥斯塔弗兰克斯和桑斯以及巴塞罗那的沿海地区，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毫无战斗力。[34]一些士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另一些士兵则待在他们的营房里，坐视危机自行发展。“顷刻间，几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小组控制了。”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他们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前进，打败那些进行抵抗的小股敌军。”[35]他强调说，如果全国［433］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想要夺取政权的话，它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团结原则和民主原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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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巴塞罗那港不远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阿萨尼亚总统不久前把他的官邸设在那里——附近，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晚上八点，阿萨尼亚总统指示当时人在巴伦西亚的总统府秘书长坎迪多·博利瓦尔去找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要求派兵增援他的总统卫队。卡瓦列罗已经就寝，于是，晚上八点半博利瓦尔把生气的总理从床上叫了起来。在催促卡瓦列罗刻不容缓地派遣援兵之后，博利瓦尔离开了，他几乎不会想到他的要求将被置若罔闻。[37]没过多久，内政部长加拉尔萨通知卡瓦列罗，艾瓜德请求“紧急派遣镇压动乱必不可少的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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