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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颁布的关于实行集体化和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令使工会没收或者管理其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大型工商企业合法化，[20]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所拥有的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个机构中的支配力量，去年七月以来就在大楼的塔楼上飘扬着的他们的红黑旗帜证明了他们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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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上述法令该委员会由一名政府代表所主持，但是，他的存在只是造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官方控制的假象。“那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结束这种局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声称，“电话局的内部管理全都是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另外，无论是阿萨尼亚总统还是孔帕尼斯主席或者任何其他人，谁［431］的通话都不可能不被某个行为不检点的接线员偷听。”[21]这并非夸大其词。孔帕尼斯主席在他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亲笔证实：“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所有电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的所有电话均被窃听。”[22]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种窃听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它却是革命赋予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由于能够行使否决权，能够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截取窃听“有损名誉的电报和谈话”并且能够偶尔发现一些“阴谋削弱人民权利”的人，[23]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有了实际权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打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者，它们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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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根据艾瓜德签发的命令袭击电话局[24]时，他得到了除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之外的大部分政府专员的默许并非没有可能。[25]不过，另一个例外是精明而且极其谨慎的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据阿萨尼亚总统——我们应当记得，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马德里去了巴塞罗那——说，塔拉德利亚斯在开战的第一天晚上告诉他，他只是在命令发出以后才知道了袭击行动，他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危险”，因为政府缺乏制服其可能遇到的抵抗的手段。[26]“他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阿萨尼亚进一步证实，“批评艾瓜德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批评孔帕尼斯张口闭口都是开战，他还为此警告过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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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袭击的消息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要求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两人撤职，但没有奏效。[28]“其他党派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尤其是坚决反对这种惩罚措施的自治政府主席的机会主义态度在战事爆发之后引起了一场总罢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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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当时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少数中产阶级分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的记者，他在追述五月事变时说：“如果孔帕尼斯像他按理应当做的那样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将内务治安专员和治安总署署长撤职的话，巴塞罗那就不会有五月那个可悲的一周。……孔帕尼斯主席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的态度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不是他不了解情况而且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使他拒绝将两人撤职，就是他完全知情并且默许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孔帕尼斯主席为什么不坚持提出辞职呢？难道他被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的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歇斯底里迷了心窍？难道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他想对党内的某些朋友表示忠诚？解释孔帕尼斯主席态度的真正原因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态度对引发冲突、散布仇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塞罗那不得不因此而遭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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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得知袭击电话局大楼的消息时，愤怒在那些主要是无政府工［432］团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街区蔓延开来。“成百上千的同志们占领了街道。”一名无政府主义目击者写道，“他们要去市中心彻底清除那些打算像七月十九日的法西斯分子一样再次进行挑衅的人。阻止他们很困难。这些同志……知道挑衅者企图干什么。……他们企图扼杀革命，破坏革命工人的胜利成果，然后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激怒无政府主义者使他们加入冲突，宣布他们是‘人民阵线’政府的敌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民主列强进行干预打开绿灯，然后将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所谓‘工人的祖国’在这一场扼杀革命的行动中是刽子手的帮凶，为了在抵抗法西斯分子对其存在的威胁时得到资本主义民主列强提供的援助，它正在牺牲西班牙人民未来的自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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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个街垒迅速筑起。“这些街垒看上去古怪而神奇。”乔治·奥威尔目睹了主要街道之一兰布拉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当西班牙人明确决定动手干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显示出那种富有激情的力量，男人、女人和很小的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撬起地上的鹅卵石，把它们装进从附近找来的手推车里运到前面，人们背着沉重的沙袋，摇摇晃晃地来来往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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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之前，巴塞罗那是一座兵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回到了街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工厂、车间和仓库已停止工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自由的街垒重新筑起。七月精神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33]不知那些对袭击电话局负有责任的人是否预料到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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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着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到城市商业公务区的边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着局面。不过，在哥特区那一小块商业政治地盘内，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例如，在位于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着电话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则牢牢控制着它的总部哥伦布酒店，一九三六年七月它没收了这个酒店，从酒店的窗口用机关枪几乎可以对整个广场进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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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萨里亚、奥斯塔弗兰克斯和桑斯以及巴塞罗那的沿海地区，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毫无战斗力。[34]一些士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另一些士兵则待在他们的营房里，坐视危机自行发展。“顷刻间，几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小组控制了。”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他们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前进，打败那些进行抵抗的小股敌军。”[35]他强调说，如果全国［433］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想要夺取政权的话，它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团结原则和民主原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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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巴塞罗那港不远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阿萨尼亚总统不久前把他的官邸设在那里——附近，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晚上八点，阿萨尼亚总统指示当时人在巴伦西亚的总统府秘书长坎迪多·博利瓦尔去找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要求派兵增援他的总统卫队。卡瓦列罗已经就寝，于是，晚上八点半博利瓦尔把生气的总理从床上叫了起来。在催促卡瓦列罗刻不容缓地派遣援兵之后，博利瓦尔离开了，他几乎不会想到他的要求将被置若罔闻。[37]没过多久，内政部长加拉尔萨通知卡瓦列罗，艾瓜德请求“紧急派遣镇压动乱必不可少的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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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一点，塔拉德利亚斯首席专员代表孔帕尼斯主席前去看望阿萨尼亚总统，为混乱的事态向他表示歉意。从自治政府宫到议会大厦通常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经过每一座兵营时他都必须从车上下来长时间协商，饱受羞辱。”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开口[为混乱]道歉时实际上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他感到羞耻，我打断了他并且重复了我让博利瓦尔转告政府总理的话。‘不必道歉！镇压叛乱！就我而言，保证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就行了。’”然后，塔拉德利亚斯向总统告别。在战事余下的时间里，总统没有从加泰罗尼亚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自治政府没有人问到我，没有人打算让我做什么，也没有人关心我的立场。”阿萨尼亚总统愤愤不平地说，“这不只是一种可耻的失礼；这表现出一种无声的敌视。”[39]政府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也不关心总统的境况。“他既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电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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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至四日的]整整一夜，叛乱分子控制着城市。”阿萨尼亚继续写道，“他们筑起了街垒，在没有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占领了建筑物和重要的地方。……我并不担忧，但是他们使我陷入的处境让我心烦意乱。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冲突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还认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可能有助于[在西班牙]实现和平。让我讨厌和烦恼的是叛乱将在国外引起的流言蜚语，另外那些叛乱者将会从中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对战争的影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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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地区委员会一起开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回忆说：“我们用下面这些精确的措辞阐述了问题：‘我们都没有要求巴塞罗那的群众采取这次行动。这是对斯大林分子的挑衅的一种自发的反应。这是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为了消灭内部的敌人，我们都要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否则的话，革命运动就将瓦解，敌人将把我们消灭。我们必须做出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几［434］个地区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们最大的要求是把那个向革命运动挑衅的[警察]署长撤职。要消灭的似乎不是他背后的各种势力！总是形式取代了实质！……我党站在革命运动一边，尽管我们知道它注定要失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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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艾瓜德再次请求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但是，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指示办事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只给了一个敷衍的答复。“我已经命令卡斯特利翁、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的[警察]部队集结待命，”他答复说，“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冲突加剧时，……你需要的部队将归你调遣。不过，总理和我一致认为，尽管应当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在无须动用已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而且不能证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驻扎在巴塞罗那以外的部队进行干预并不可取。”[43]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以敷衍的方式使战事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平息。在与共产党人进行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时，他不愿因为向加泰罗尼亚派遣援兵而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或者加强他的对手对该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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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塞罗那的形势正在恶化。机关枪射击的嗒嗒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以及迫击炮的轰鸣响成一片。这种“可恶的噪声在成千上万幢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乔治·奥威尔写道：“砰—砰、嗒—嗒、轰隆—轰隆——有时逐渐变弱只听到零星的射击，有时突然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天亮之后仍然继续。”[44]虽然有个别攻占敌人据点的尝试，但公开进行的都是规模较小的战斗。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然待在建筑物里或街垒后面，不停地向对面的敌人射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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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的房子都被战火所殃及，”几天之后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扑灭战火，结束血腥的屠杀。”[46]然而，几个月后他又有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我们被一种忠诚和宽容的意识所支配，以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针对我们策划的阴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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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停火：“工人同志们！……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我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保护自己。……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兄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我们就注定要失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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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打算给冲突火上浇油的大有人在。不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人马发起了新的攻击行动，而且势单力薄的托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杜鲁蒂之友会也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加入了后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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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悲观。“我们觉得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并没有强大得足以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抵抗。”党的执［435］委会的一名成员承认。[49]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乔治·奥威尔参加了战斗，他证实：“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告诉我，整个事件实际上让他们感到惊慌，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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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战斗结束后的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是什么立场呢？与革命运动断绝关系，谴责它，还是与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我们事先知道，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当然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作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少数派，我们无力承担喊出这一口号的责任，尤其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态度在战斗者中引起混乱和动摇时，他们通过巴塞罗那的广播电台紧急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斗争。号召工人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领导他们举行起义，这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能提出有限的口号：要求将挑衅的直接发起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撤职，废除关于社会治安的反动法令，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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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并没有公开流露悲观情绪，因此，它表面上显得斗志旺盛，尽管它在五月三日晚上向自由主义运动的地区委员会建议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因为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手段。必须要求治安总署署长辞职并达到目的。……必须要求废除反动势力和改良主义分子所通过的社会治安法令并达到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切从而继续进行革命，即持续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革命取得最终的结果，保持动员状态和攻势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革命工人阵线并且立即着手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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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五月四日，佛朗哥的托派代理人……利用其喉舌《战斗报》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臭名昭著的塞维利亚刽子手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广播向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帮助你们。坚持下去！’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与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呼吁看来是这些人民的敌人之间存在着思想和组织联系的最新证据。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充当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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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与此同时，在（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利用这场冲突推翻其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政府部长。他告诉他们，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已经请求内政部长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54]“政府不能这样做，”卡瓦列罗表示，“因为这意味着派兵帮助那个可能与挑起这场冲突有关的人。在答应派兵之前，他将根据宪法接管治安管理部门。”[55]因此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应当立即前往巴塞罗那，努力争取结束敌对行动。[56]随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中央政府接管治安管理部门”，派代表去巴塞罗那。[57]全国委员会委派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去巴塞罗那，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同时委派的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两人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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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中央政府开会。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共产党人逼迫总理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求派兵增援加泰罗尼亚，而且要求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屈服于制造内阁危机的威胁，卡瓦列罗勉强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只是在到了傍晚局势仍未改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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