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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巴塞罗那给予突击卫队非常热情的欢迎。我在街头和咖啡馆里注意到这一点。许多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根据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断言，巴塞罗那在得知国家承担了维持秩序的任务之后感到如释重负，主张自治的人士[即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会原谅我。”（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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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泰晤士报》驻巴塞罗那记者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报道。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报道，五月七日晚上有五千名突击卫队士兵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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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五月事变期间的伤亡人数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数字。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数字最大。前者说，九百人被杀，两千五百人受伤（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伦敦]《工人日报》）；后者说，一千人被杀，数千人受伤（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38页）。另一方面，据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工人团结报》报道，死亡人数为四百人。只有J.M.索莱和J.比利亚罗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五月事变的受害者》，载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探索》）。以巴塞罗那市民死亡登记簿（Registre Civil de Defunciones de Barcelona）和城市司法陈尸所登记簿（Registre del Dipòsit Judicial）为其主要资料来源，他们得出巴塞罗那死亡二百一十八人这个数字。他们没有提供受伤者的估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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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四章［462］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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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直接达到目的之后，共产党人立即使他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激烈起来。利用五月事变，他们要求政府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们认为后者应当对流血负责，长期以来他们将其领导人斥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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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应当问一下，共产党人本身是否相信自己的宣传，或者他们只是顺从地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一九七四年，当时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接受了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卡里略从某种意义上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九三五年]去苏联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我们可能的敌人。……尽管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但我接受了以前我不承认的事情。后来发生了有那么多供述、交代了那么多罪行的……莫斯科审判。我必须说，当时我相信那些供述都是真的。我不可能想到它们是逼供出来的。我始终认为革命者在面对警察时应坚贞不屈。我无法想象决定这些供述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荒谬地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承认自己是党和革命的敌人——即使这不是真的——为党和革命做出贡献。因此，我相信那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敌人的间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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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战斗刚一结束，西班牙共产党就动用一切宣传手段疯狂地开始进行鼓动，以迫使别人接受它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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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九日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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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首要敌人是法西斯分子。不过，法西斯分子有为其效力的代理人。当然，如果这些代理人说“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想在你们中间活动以便给你们制造困难”，他们立即就会被我们消灭。因［463］此，他们必须改头换面。……有些代理人自称托洛茨基分子，许多乔装打扮的法西斯分子使用这个名字，他们为了造成混乱而谈论革命。因此我要问，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法西斯分子那样对待他们，无情地将他们消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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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人必须知道，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审判。……亲自指挥这个犯罪集团制造苏联的火车出轨，在大型工厂搞破坏，千方百计刺探军事秘密以便泄露给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另外，鉴于这一切在审判期间被揭露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分子声称他们是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合谋干的这些事情的事实，我必须质问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那样是一个具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而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吗？必须清除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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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讲活中说，不仅应当在西班牙取缔这个组织并且查封它的报纸，而且应当在所有文明国家把托洛茨基主义消灭干净，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想摆脱这个害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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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国内，煽动加泰罗尼亚罪恶暴动的不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吗？五月一日的《战斗报》充满了厚颜无耻地煽动叛乱的言论。……嘿，这份报纸仍在加泰罗尼亚继续出版。……为什么？因为政府无法像所有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下定决心查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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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爆发十个月后，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使后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前线需要的话，我将不得不断定，而且我确信，每一个反法西斯人士也将不得不断定，如果本届政府不强行维持后方的秩序，那么，另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就必须这样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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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迅速回击，毫不含糊。它断言，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所鼓吹的强制措施显示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威胁。“这些措施将使那些正在劝说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的工人参与政府工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产生最可怕的幻灭感。人民阵线政府采取强制行动——希尔·罗夫莱斯或勒鲁支持采取这种行动——将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它最终可能使那些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生活方式的人退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将会输掉战争，革命也将遭到失败，因为，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半人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赢得战争，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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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订“一条共同行动路线”，西班牙共产党——我们应当记得，最近它与社会党领导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暗中与社会党执委会秘密协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两党一致认为政治形势严峻，因此，必［464］须为一触即发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4]毫无疑问，共和派参与了这些秘密协商。在普列托的帮助下于五月七日乘飞机撤离巴塞罗那的阿萨尼亚总统[5]说，同一天在巴伦西亚，前总理、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何塞·希拉尔代表共和派来看望他：“他告诉我，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决定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作斗争。……希拉尔还说，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推进一项解决方案的集团。……尽管[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我知道，三个党派之间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告诉我，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将通过要求改变政策首先发难，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从政府辞职。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将会支持他们的要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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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早些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前来看望总统。尽管阿萨尼亚仍然因总理对他在巴塞罗那的困境“漠不关心”而愤怒，[7]但他决定不提此事。“[卡瓦列罗]来到时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带着一个公事包。”阿萨尼亚叙述说，“他对巴塞罗那只字不提。……他开始谈话，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也仿佛我刚刚愉快地旅行归来。……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第一次与他会见时我应当怎么做。我当然很想让他解释一下他的行为。但经再三考虑之后，我忍住不去这样做而是[决定]，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我也什么都不说。我确信，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事情将变得非常复杂，使得他作为总理脱不了干系。因此我决定……不以一个片面的结论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特别是因为这可能被认为是在宣泄私愤，尽管我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我保持了沉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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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五月七日和八日前来看望他的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表达他们联合反对政府的立场时，阿萨尼亚——正如雷蒙德·卡尔正确指出的那样，“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他的宪法地位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得到一个报复的机会”[9]——谨慎地没有公开站在争执双方的任何一边。“我听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他写道，“但是尽量不向他们透露我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首先，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来看我具有通报情况的性质，但是，我绝不允许他们作出我同意他们向政府发动攻势的推断。”他提醒他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希拉尔内阁不顾他的劝告提出辞职为卡瓦列罗政府让路“被誉为政府的胜利”，“十一月份涉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有利无害——的内阁改组不仅违背我的建议，而且是在我最愤怒地表示抗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几个［465］月后，”他接着说，“正是这些把拉尔戈抬举起来并且允许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入政府]的人对他们忍无可忍了。”因此开始回过头来找他解决问题。他没有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神话”。如果现在认为政策必须有所改变，那是因为这些党派改变了看法，“不是因为共和国总统改变了看法，他的看法没有改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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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五月十三日，所有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政治委员队伍的最后期限到期的前两天，在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比森特·乌里韦要求立即改变总理在军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政策。他们还以没有妥协余地的言辞要求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希拉尔和普列托那里得知会议情况的阿萨尼亚证实，这次会议的特点是“罕见的激烈和野蛮。……拉尔戈·卡瓦列罗大呼共产党人是‘骗子和诽谤者’，六个小时就这样被耗掉了。社会党[温和派]通过内格林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共和派也发了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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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共产党人唇枪舌剑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看法，并且宣称他不会取缔这个政党。他还说，他加入政府不是为了服务于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任何派别的政治利益，而某个具体的组织是否应当被取缔将由法院来决定。[12]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他“竭尽全力”反对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宣称，只要由他领导政府，任何政党或者工会组织都不会被取缔；如果发生了犯罪行为，法院将会进行审理；他不打算在政治上帮任何人的忙”。[13]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14]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叛乱使我们有了……一个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的借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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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阁发生分裂时，”内战结束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证实，“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算继续处理例行事务。我坐在他的旁边……说：‘喂，卡瓦列罗，事情有些严重了。由于政府中的一个政党退出了政府，内阁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我认为你的责任是，不要继续开会了，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共和国总统并与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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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的意见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感到意外，他认为无论如何内阁可以继续讨论，”本身是一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并在继任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普列托发表的完全符合宪法的意见[后来]受到谴责，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发起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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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内战结束几年后，与卡瓦列罗重归于好的普列托才公开否认了［466］说他与共产党人秘密达成协议的指责。“迄今为止，”他声称，“我不屑于反驳我与共产党人进行交易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错误判断。除了自一九二一年我党不幸第一次分裂以来支配我对他们的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与他们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外，由于我的道德倾向，我只能对一个同志和朋友以诚相待，作为总理，这个同志和朋友当时承担着那么微妙复杂的工作。”[18]另一方面，使政府突然陷入危机的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之一的比森特·乌里韦在流亡期间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普列托参与了罢免卡瓦列罗政府首脑职务的计划，尽管他本人没有公开透露。……[他]想报复拉尔戈·卡瓦列罗，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不能原谅一九三六年五月卡瓦列罗使他想当政府首脑的抱负落了空。”[19]此外，普列托以前的支持者、治安总署署长加夫列尔·莫隆也说，普列托同意共产党人“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20]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实际上的首脑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供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1]不管怎样，普列托所发表的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的退出已使内阁联盟破裂的看法是推动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卡瓦列罗决定中止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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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阿萨尼亚说，卡瓦列罗也许并不打算辞职，他“只是”希望总统“授权他撤换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23]阿萨尼亚回忆说：“卡瓦列罗向我强调，由于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危机出现的不是时候，因此，应当让政府继续行使职能，以便实施非常重要的计划……停止实施这些计划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24]第一项计划是卡瓦列罗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设想出来的，他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的叛乱，阿萨尼亚认为这项计划是一种“轻率的冒险”而拒绝考虑。[25]第二项计划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这项计划最初是由巴赖瓦尔的前任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和前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制订的，我们应当记得，这两位将军都是迫于共产党人的压力去职的。[26]“拉尔戈告诉我，”阿萨尼亚写道，“为了防止军官中的敌对分子坏事，他正在考虑去埃斯特雷马杜拉亲自指挥这一行动。我认为，其实他什么也不会指挥，实际上他只是签署总参谋部提交的命令。毫无疑问，他对这项计划信心十足，他肯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他的谋［467］士所阐述的军事优势以及作为获胜的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在公众心目中所产生的政治优势和个人优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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