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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反对普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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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不是你们的朋友。”内格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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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但是，与他的反共倾向可能造成的危害相比，他的个人声望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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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示对普列托的这种看法时，我想到了对于未来的国防部长我们决定遵循的策略。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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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非常尊重[普列托]；但你们与他会有问题。”内格林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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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争取使他‘保持中立’。”我笑着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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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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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的职位像部长的职位一样重要，而且，由于它的专业因素，有时甚至更加重要。在普列托成为部长后，我们应当要求得到国防部和空军部的副部长职位。……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由我们掌握。还有我们与你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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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苏联人。”内格林笑着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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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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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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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安·内格林升任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被打败了，而共产党人则取得了迄今为止他们最辉煌的胜利。内战爆发时，卡瓦列罗比共和派阵营中的任何政治家都具有更实在的影响和声望，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十个月时间里，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在政坛失势了，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他不仅对劳动者总工会和西班牙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失去了控制，不仅被剥夺了在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中的权力，［479］而且对掌管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的那些共产党人失去了控制，[18]同时，他的许多亲密战友以及无数占据着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地方支部领导岗位的支持者背叛或者抛弃了他。如今，在最后的痛苦挣扎中，他被从总理和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赶下去，而且很快将被共产党人当作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猛烈攻击。“从我离开政府的那一刻起，”多年以后他在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回忆道，“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是那同一个人。他被改变成另一个人。他不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他们叫我自大狂，野心家，顽固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愚蠢的称号。[我的]照片从所有地方消失了。他们以捣毁他们自己制造的偶像为乐。”[19]另外，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20]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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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苏联，[卡瓦列罗]是一个风云人物。在所有城市中、剧院里、报纸上、国际标语口号中，他的名字与所有标志着工人阶级解放行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想要利用他因五十年来做出的牺牲而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获得的影响来为莫斯科谋利益。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他献媚：写文章，拍照片，提出政治建议，邀请访问苏联，等等。他是西班牙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他们以为他的品德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因此，他将屈服于他们的政策，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但是，当他在政府中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的欺骗行为并且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控制军队、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军需官的队伍时，当他告诉他们他不会背叛社会党或劳动者总工会并将像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和真正的社会党人那样实施国内外政策时，他就不再是[计划]合并的政党的领导人，也不再是他们以前宣称由他领导的那一切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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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依靠利用苏联武器得到的声誉，凭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凝聚力和无情的力量，通过对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的巧妙渗透，同样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已经从一种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上升到实际控制反佛朗哥派阵营命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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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的积极支持、默许纵容、毫无戒备的信任和反应迟钝，他们自己绝不可能得到这种权力。正如后来退出西班牙共产党的前共产党人“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在多年以后所质问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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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尤其是在内战初期，有多少西班牙政客和军人没有张开双臂欢迎共产党的代理人并拒绝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至少，我是一个信仰明确的共产党人，因此，我的态度具有某种逻辑性；但是，其他人的态度中有什么逻辑可言呢？如果不是认识糊涂并［480］且串通一气——这几乎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在几个月时间里，一个像共产党这样力量薄弱的政党有可能渗透并且几乎控制整个政府机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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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企图为我的错误寻找借口，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过失。如果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伤害了别人犯了罪，同时完全建立了自己的规则或者试图这样做，那是因为别人没有挺身而出，只有极其个别的例外。……当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并且按照规矩行事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相应显得强大了。这是西班牙的教训，如今也是欧洲和世界的教训。只要它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它们就能拯救自己，但是，如果它们不接受教训，它们接着还要失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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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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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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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塞·希拉尔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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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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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3页。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4页。“在大多数人看来，”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写道，“内格林差不多是普列托的一个稻草人，是由普列托操纵的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以致在[新政府上台的]第一个月，它被称为普列托—内格林政府，在总理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这位部长的名字。内格林对此心知肚明并一笑置之。他并没有感到羞辱。在他看来很自然，由于强大的人格魅力，普列托的名字被放在了他这个人们仍然感到陌生的名字前面。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那个顺从的人。”（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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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奇特的男人》，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19—221页。普列托所说的内格林的饮食习惯在熟悉内格林的圈子里广为人知，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人们发表的另一些证言，见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34—135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9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09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68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4页；弗兰克·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83页（塞德威克把内格林描写成一个“不得体、不雅观、喜欢捣乱而且不讲道德的人，就连他的朋友都承认，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沉湎于食欲和性欲的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早年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而闻名，后来因此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宫廷中有权势的宠臣，食量巨大，生活淫荡——译注]式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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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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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纽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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