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9464 我不是企图为我的错误寻找借口，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过失。如果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伤害了别人犯了罪，同时完全建立了自己的规则或者试图这样做，那是因为别人没有挺身而出，只有极其个别的例外。……当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并且按照规矩行事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相应显得强大了。这是西班牙的教训，如今也是欧洲和世界的教训。只要它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它们就能拯救自己，但是，如果它们不接受教训，它们接着还要失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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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66 [1]《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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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68 [2]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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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70 [3]何塞·希拉尔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墨西哥城）《前进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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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72 [4]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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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74 [5]《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603页。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4页。“在大多数人看来，”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写道，“内格林差不多是普列托的一个稻草人，是由普列托操纵的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以致在[新政府上台的]第一个月，它被称为普列托—内格林政府，在总理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这位部长的名字。内格林对此心知肚明并一笑置之。他并没有感到羞辱。在他看来很自然，由于强大的人格魅力，普列托的名字被放在了他这个人们仍然感到陌生的名字前面。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那个顺从的人。”（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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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76 [6]《一个奇特的男人》，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19—221页。普列托所说的内格林的饮食习惯在熟悉内格林的圈子里广为人知，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人们发表的另一些证言，见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34—135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9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09页；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368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4页；弗兰克·塞德威克，《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悲剧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第183页（塞德威克把内格林描写成一个“不得体、不雅观、喜欢捣乱而且不讲道德的人，就连他的朋友都承认，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沉湎于食欲和性欲的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早年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而闻名，后来因此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宫廷中有权势的宠臣，食量巨大，生活淫荡——译注]式的人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1页；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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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78 [7]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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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80 [8]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纽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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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82 [9]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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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84 [10]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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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86 [11]加尔塞斯·阿罗约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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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88 [12]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我们应当记得，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也支持内格林作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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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90 [13]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报》。胡安·马里查尔对内格林这种夸张的描述以及他和另外几位著名历史学家——例如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安赫尔·比尼亚斯、何塞·阿罗斯特吉和赫伯特·R.索思沃思——一起为美化内格林这个人物所做的不懈努力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场通过消除内格林的所有亲共污点“重新奠定”其历史地位的“圣战”。比尼亚斯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断言，在他看来没有人对“重新奠定[reubicar]内格林的历史地位”感兴趣，可是，他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历史时期》上却把内格林描绘成“共和国伟大的政治家”，接着他还说，“他没有留下回忆录（或是即使留下，至少也没有发表过），以致根据如丛生的荆棘一般相互矛盾的资料和观点重新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任务因此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在一篇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法文版的书评（载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坚定不移地赞赏内格林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写道：“我想我可以察觉到已经初露端倪的明显迹象，历史开始重新审视胡安·内格林了。……安赫尔·比尼亚斯关于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的那本书为内格林的行为进行了辩护，长期以来，博洛滕派的作家们以一种带有偏见（没有含金量）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热烈希望胡安·马里查尔很快将会找到需要的时间和资料继续他对内格林人生的生动阐释。”索思沃思从未解释过他本人不懈支持内格林的原因。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为了了解索思沃思对内格林的耿耿忠心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内格林的盲目支持，人们必须记住，他曾经作为一名重要的宣传人员为内格林政府效力。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之间负责编辑《西班牙新闻》（见《当代作家》，第八十五至八十八卷，第557页），那是在纽约出版的一份新闻小报，即使没有得到西班牙共和派政府的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支持，它也显然是其政策的喉舌。下面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使人确定了它的性质。1. 关于西班牙事态发展的新闻集中在内格林政府的成就上。于是，开放教堂被当作政府保证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的事例列举出来。2. 关于其他事件的报道，无论多么有争议，它总是以某种方式从正面反映内格林政府的情况。在这份小报对一九三八年十月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利用从赫伯特·马修斯那样的记者或者其他不是同情就是亲近内格林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这份小报试图把审判描绘成‘共和国司法’一个范例。对案件‘事实’的所有报道都是按照这个角度，因此严重不利于那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告。例如，尽管这份小报没有公然宣称受审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是叛国者，但它明显暗示被告犯有叛国罪并且从事间谍活动。于是，负责策划这场审判的共产党人所散布的谣言被毫无保留地一再重复，例如，安德烈斯·宁与先后担任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和第二十九师师长何塞·罗维拉已经逃到‘叛军控制区’躲了起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西班牙新闻》）。3. 最后一点，（在生平特写等形式的报道中）最受关注的共和派人物是支持内格林的亲共分子，例如比森特·罗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何塞·贝尔加明。后者是一位天主教作家，本人代表内格林政府参加过国外的友好活动，他还在为共产党人广泛散发的一本由无名作家‘马克斯·里格尔’撰写的题为《西班牙的间谍活动》的书所作的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间谍组织和国际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同为内格林的支持者并且经常出现在这份小报专栏里的外国人是赫伯特·马修斯、路易斯·费希尔、古斯塔夫·雷格勒和弗兰克·杰利内克。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索思沃思没有谈论过他作为《西班牙新闻》的编辑所起的作用。在就内战问题接受《历史时期》的采访时（一九七八年十月），他没有提到他是内格林政府的宣传人员这一事实，但他确实把这位总理描述成‘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中最杰出的人物’，他还坚持认为，重新评价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成就的时候已经到了。”感谢乔治·埃森魏因在一九八四年应我的请求进行了这一部分重要的研究。 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后，索思沃思作为研究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权威人士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西班牙的电视节目中，他把自己对西班牙内战的特定看法告诉观众。由于年龄的原因以及佛朗哥统治时期多年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大部分观众对于内战的复杂性几乎一点也了解。“重塑”内格林形象的最新尝试是在加那利群岛举行的一次纪念这位前总理的学术讨论会（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加那利群岛报》），图尼翁·德拉拉、胡安·马里查尔、何塞·普拉特斯和胡安·罗德里格斯·多雷斯特（后两人一度担任内格林的助手）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面对众多内格林的辩护士，著名历史学家哈维尔·图塞尔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据图塞尔说，最“具倾向性的”发言者不是图尼翁·德拉拉而是胡安·马里查尔（哈塞尔写给我的信）。正是因为有人长期坚持为内格林文过饰非，其主要辩护士刻意防止出现任何与他们永恒不变的立场冲突的证据，我向在马德里举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历史研究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胡安·内格林博士的悬案”的论文。这篇论文与八十九份原始参考资料一起发表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号《历史16》上。 鉴于围绕着内格林的论战仍在进行，应当从内格林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所写的一份文件中摘录出来下面的内容，以免其逃过人们的注意。这份文件是一九四四年阿拉基斯塔因在伦敦与内格林叙谈五小时后对内格林进行的描述，篇幅长达四十页，从来没有发表过。在断言内格林对物质享受和权力的过度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病态的”之后，阿拉基斯塔因继续说：“他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偶像是克列孟梭。后来是墨索里尼，现在我怀疑他私下里崇拜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一直喜欢这个桀骜不驯、无法预测（背离常规）的人，就像喜欢一个兄弟，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喜欢一个儿子，而且，尽管他满口谎话不讲信义，我仍然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所有毛病都是一种软弱、幼稚的天性的反映，这种天性只有通过说谎和欺骗才能排解和承受。究其根源，我判断，通过这种冷酷无情他感到的是怜悯和宽恕，因为我认为他没有责任感。不过，我在这次叙谈之后还认为，他的不幸无法挽救，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对他本人来说这很可悲，最重要的是，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同样可悲，因此，应该把他当作一个病人来对待。”（阿拉基斯塔因文件，卷宗52/N10a）这份原始资料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档案，‘内格林卷’”。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一份没有发表的报告对内格林作了描述，见《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B，第7—8页。这份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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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92 [14]胡安·马里查尔，《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使命》，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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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94 [15]克里维茨基，《在斯大林的情报部门工作》，第100—101页。另请参阅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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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96 [16]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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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498 [17]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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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0 [18]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三个著名支持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控制下，创刊时为一份周报的《光明报》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改为日报。它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席是年轻而有影响的罗萨尔——以二十五万比塞塔的租金租赁下来。在这份日报的负责人阿拉基斯塔因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驻巴黎大使、报社社长巴赖瓦尔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后，报纸落到了产权转换时被全国银行联合会任命为委托顾问的罗萨尔手中。与阿拉基斯塔因和巴赖瓦尔两人不同，罗萨尔已经偷偷改换门庭转而支持共产党，《光明报》也成为他那两位以前的同事后来所说的“经过怯懦而愚蠢的乔装打扮的共产党的喉舌”（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更多关于《光明报》的情况，见“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档案和“《光明报》”档案（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玛尔塔·比斯卡尔龙多《阿拉基斯塔因与第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利维坦，1934—1936》，第419—420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48页；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374和456—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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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2 [19]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26页。考虑到一九五四年在墨西哥出版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的政治意义而且本书经常引用，澄清所有关于它的真实性的疑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学意义。胡安·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曾经认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有问题。当这部回忆录附带一篇卡瓦列罗的好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前书记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所写的二十一页序言首次面世时，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没有人敢于使用比亚尼斯后来所使用的措辞，暗示它经过“适当的润色”（安赫尔·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 关于这一点，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头号敌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21页）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写给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现存马德里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都对《我的回忆》的发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未质疑其真实性。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流亡中的西班牙社会党书记）鲁道夫·略皮斯写信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尔沃，鉴于党的敌人利用这部回忆录“在我们的队伍中挑拨离间”的危险，极力劝说后者重新考虑发表它是否明智，略皮斯在这封信中也没有说回忆录的可信性有问题（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42/I4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从《我的回忆》中引用了几行文字，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见第160页。但是，最近几年，在某些人竭力为内格林这个人物文过饰非并且消除其身上的亲共污点的尝试中，指责内格林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出卖给共产党的《我的回忆》（第230页）受到攻击。不幸的是，由于要为内格林辩护，对内战史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比亚尼斯在这场攻击中亲自出马，充当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有必要提到的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写道（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这部回忆录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所写的。盛传它是出于政治目的伪造的。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佐证的文件。……今年，真正的[‘las auténticas’]回忆录将发表。” 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在写给我的信中有力地谴责了根据这一说法作出的《我的回忆》不足为信的结论。他们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亲密的政治伙伴，而且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四五年从德国集中营获释之后根据回忆所写的）《我的回忆》和题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真正的”回忆录都很熟悉，后者由一千五百四十一页打印稿组成，每一页上都有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签字（这部回忆录撰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间，当时他有文献资料的帮助）。这部打印稿的一份影印件存放在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基金会无法控制的原因，它年复一年迟迟没有出版。因为确定《我的回忆》真实性的重要意义，我求助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的奥雷略·马丁·纳赫拉，他友好地委托他的同事、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历史研究的权威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将《我的回忆》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进行对比。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冈萨雷斯·金塔纳在交给我的一份二十七页的报告中作出了以下明确的陈述：“在对比了《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文本之后，我认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证明，两个文本在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准确而且内容相似。”冈萨雷斯·金塔纳的报告以及我与马丁·纳赫拉、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通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档案）。写完这条注释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第一卷出版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共和国时期的文稿：桑托斯·胡利亚编辑、作序并注释》，1985），它涉及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六年这一时期。涉及内战和战后时期的后面两卷没有设定确切的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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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4 [20]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79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和未发表的回忆录的重要信息，见本章注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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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6 [21]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关于有人声称“农夫”的文章和几本书皆为胡利安·戈尔金所代笔，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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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11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315]

1706409512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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