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9500 [18]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三个著名支持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卡洛斯·德·巴赖瓦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控制下，创刊时为一份周报的《光明报》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改为日报。它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席是年轻而有影响的罗萨尔——以二十五万比塞塔的租金租赁下来。在这份日报的负责人阿拉基斯塔因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驻巴黎大使、报社社长巴赖瓦尔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后，报纸落到了产权转换时被全国银行联合会任命为委托顾问的罗萨尔手中。与阿拉基斯塔因和巴赖瓦尔两人不同，罗萨尔已经偷偷改换门庭转而支持共产党，《光明报》也成为他那两位以前的同事后来所说的“经过怯懦而愚蠢的乔装打扮的共产党的喉舌”（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巴伦西亚通讯》）。更多关于《光明报》的情况，见“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档案和“《光明报》”档案（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玛尔塔·比斯卡尔龙多《阿拉基斯塔因与第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利维坦，1934—1936》，第419—420页；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48页；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374和456—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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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2 [19]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26页。考虑到一九五四年在墨西哥出版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的政治意义而且本书经常引用，澄清所有关于它的真实性的疑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学意义。胡安·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曾经认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有问题。当这部回忆录附带一篇卡瓦列罗的好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前书记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所写的二十一页序言首次面世时，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没有人敢于使用比亚尼斯后来所使用的措辞，暗示它经过“适当的润色”（安赫尔·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 关于这一点，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头号敌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见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三卷，第221页）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写给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现存马德里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都对《我的回忆》的发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未质疑其真实性。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流亡中的西班牙社会党书记）鲁道夫·略皮斯写信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尔沃，鉴于党的敌人利用这部回忆录“在我们的队伍中挑拨离间”的危险，极力劝说后者重新考虑发表它是否明智，略皮斯在这封信中也没有说回忆录的可信性有问题（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42/I4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从《我的回忆》中引用了几行文字，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见第160页。但是，最近几年，在某些人竭力为内格林这个人物文过饰非并且消除其身上的亲共污点的尝试中，指责内格林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出卖给共产党的《我的回忆》（第230页）受到攻击。不幸的是，由于要为内格林辩护，对内战史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比亚尼斯在这场攻击中亲自出马，充当了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有必要提到的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写道（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这部回忆录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所写的。盛传它是出于政治目的伪造的。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佐证的文件。……今年，真正的[‘las auténticas’]回忆录将发表。” 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在写给我的信中有力地谴责了根据这一说法作出的《我的回忆》不足为信的结论。他们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亲密的政治伙伴，而且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四五年从德国集中营获释之后根据回忆所写的）《我的回忆》和题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真正的”回忆录都很熟悉，后者由一千五百四十一页打印稿组成，每一页上都有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签字（这部回忆录撰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间，当时他有文献资料的帮助）。这部打印稿的一份影印件存放在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基金会无法控制的原因，它年复一年迟迟没有出版。因为确定《我的回忆》真实性的重要意义，我求助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的奥雷略·马丁·纳赫拉，他友好地委托他的同事、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历史研究的权威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将《我的回忆》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进行对比。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冈萨雷斯·金塔纳在交给我的一份二十七页的报告中作出了以下明确的陈述：“在对比了《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文本之后，我认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证明，两个文本在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准确而且内容相似。”冈萨雷斯·金塔纳的报告以及我与马丁·纳赫拉、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通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档案）。写完这条注释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的第一卷出版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共和国时期的文稿：桑托斯·胡利亚编辑、作序并注释》，1985），它涉及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六年这一时期。涉及内战和战后时期的后面两卷没有设定确切的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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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4 [20]拉尔戈·卡瓦列罗，《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第1179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和未发表的回忆录的重要信息，见本章注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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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06 [21]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巴黎）《工人团结报》。关于有人声称“农夫”的文章和几本书皆为胡利安·戈尔金所代笔，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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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11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315]

1706409512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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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14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316]

1706409515 第四十六章［483］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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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17 包括内格林一九三七年五月上台到内战结束的这个时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努力收紧权力的缰绳以及革命持续处于低潮为特征；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从政坛消失、新任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试图结束共产党控制军队的局面以致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被逐出政府；第三个阶段以内阁重组、内格林集总理和国防部长于一身以及共产党人的权力达到巅峰为标志；第四个阶段的特征是派别斗争和幻灭感不断加剧、政府争取英—法支持的枉费心机以及不可阻挡的军事溃败；第五个阶段的标志是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力崩溃以及一九三九年三月内格林及其共产党盟友被一个左派和温和派联合政府推翻，这个政府试图与佛朗哥将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不进行报复的停战协议，但白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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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19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组成的内格林政府的成员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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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25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总理兼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     国防部长     胡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社会党     内政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卫生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外交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公共工程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司法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484］与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相比，新政府只有九名成员，它排除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对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同，”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回忆说，“新总理知道与共产党合作的极端必要，而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加入他的内阁并不感到特别忧伤。他大胆地将部长的数量从十八人减少到九人。这使政府更加精干和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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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27 政府在组成的当天宣称，它是所有党派的真正代表，它对争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加入内阁的努力失败表示遗憾，它不会允许任何组织采取暴力行为，无论其意识形态是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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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29 自由主义人士的反应充满了火药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纷纷斥责政府是“反革命”。[4]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把西班牙共产党描绘成“反革命政党”，称其“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以及社会党右派狼狈为奸”实现了以“巴塞罗那挑衅”和组成新政府为高潮的“政治阴谋”。它还指责共产党人是“一个国家和国际阴谋的代理人”，并且宣称，最重要的是，人民应当考虑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那一天”。不过，他接着说，“无论出现了什么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革命将会继续进行。“工人群众在这里准备重申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反对新的红色耶稣会士以巧妙的手法玩弄的花招的坚定决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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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31 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发表了一份关于刚刚结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这次全体会议特别作出决议，不与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合作；在军队中广泛进行反对“反革命政府”的宣传；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协议，以便开展一场联合抵制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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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33 但是，这些大胆的决议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手看作虚张声势；因为，仅仅两天之后，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代表就登门拜访内格林，“讨论使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7]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由社会党温和派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刚刚发表声明放弃了社会党左派控制的执委会在内阁危机期间采取的立场。[8]人们应当记得，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宣称，它只支持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这一立场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力声援。由于担心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全国劳工联合会决定转变立场，谋求加入政府。在六月八日发表的一份“最低限度方案”中，全国委员会提出，在所有关于国防、经济和社会治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权力平等。它还建议在另外一些领域设立“咨询委员会”，［485］由数量相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组成。[9]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过分的要求”[10]——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这样形容它们——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不出人们意料，它们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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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35 曾被视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堡垒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背离它战前作出的不问政治的承诺，结果，内格林政府的组成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反映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在四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认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创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联盟的核心——小型的亲和性小组（grupos de afinidad）——将解散，被包括大量成员的地方、区域和地区组织（agrupaciónes）所取代。这样一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变成一个“扩展至西班牙的公众生活”，并且“从形成政权机关普遍基础的所有地方推动革命”的群众组织。[11]正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所解释的那样：“关于新的组织结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现自己在那样的条件下既可以确定革命的方向，也可以指导革命的进程。在革命爆发之前，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秘密存在于法律与违法的边缘时，当它有时不得不在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斗争中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时，建立在亲合体基础上的旧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效。如今，面对为我们提供了光明前景的新形势，对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来说，维持在当前现实中的边缘地位是荒谬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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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37 希拉韦特没有提到，以其新的组织形式，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质上将变成一个政党，因此，这项建议无论如何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13]建议联盟进行改组遭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运动政治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例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著名成员费利佩·阿莱斯将这个不问政治的中坚力量称为“新的参政党”。在他看来，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当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通过把自己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在宣称，人民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战壕里和街垒后面做了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同样也是耕种这片土地的人，也是运输货物、改良土壤、在陆海空战斗中牺牲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只是一群土包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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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39 无法准确地估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对改组的抵制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从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的言论判断，阻力很大，以致“意见分歧达到了以分裂相威胁的程度”。[15]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任命了［486］一个委员会，以“寻找一个使对立的意见统一起来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决定，“大量反对者”将被允许继续作为亲和性小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组织性质的建议只能按照他们的小组所代表人数的相应比例加以考虑”。[16]不过，这一妥协方案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由于没有记录显示曾经召开过代表大会，因此，这一变通从未获得正式批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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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41 与此同时，五月三十一日，阿萨尼亚总统——一年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记载，内格林总是不与他商量便采取行动，所以告诉他的都是既成事实[18]——做出了下面的乐观评论：“新政府普遍让人感到满意。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期待活力，决断，管理的意志，恢复处理国事的正常方法，遏制无秩序的状态。由于相信政府很快就会结束后方的混乱，公众的忧虑……有所缓解。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新总理对他的计划、他的权力充满信心。他断言，战争将会长期继续进行下去（再打一年！），他正在为此做好准备。极少为人所知而且仍然年轻的内格林聪明、有教养，他认识到问题并了解它们。……人们也许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对政府首脑说话时，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对死人说话。经过这样几个月后，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快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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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43 尽管内阁具有温和的表面特征，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只占据着与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数量相同的两个位置，不过，它的组成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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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45 首先，虽然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是，共产党人不仅保留了他们以前在警察部门占据的所有关键岗位，而且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20]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取代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文塞斯劳·卡里略。在内格林的要求下，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接任内政部副部长。在劝说其接受这一职务时，据比达特说，内格林讲了下面这段话：“喂，比达特，我让苏加[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政部长，因为普列托要求我这样做。实际上，这就好像普列托同时担任两个部长。我对苏加不甚了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普列托的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求我让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们。……我在这个部门还有谁？我不是向你提供一个职位，我是在请求你支持我。”[21]苏加萨戈伊蒂亚在他的书中谈到奥尔特加“从温和的共和派人士迅速转变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说他是自己“理论上的下属”；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声明，他没有任命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22]这一点得到了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曾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和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证实。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接［487］管内政部时，内格林已经“按照共产党人的吩咐”将奥尔特加中校安排在安全总局局长的位置上，而且还任命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安全部门负责人。整个警察部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剧烈动荡”，他补充说，“结果，它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了”。[23]关于共产党人在警察部门处于支配地位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内格林的朋友比达特提供的，他援引上司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话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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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47 当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渗透，但是，在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中，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控制不言自明。内战史写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社会治安，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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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549 内阁表面的温和特征还在另一个方面让人受骗。虽然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亲共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留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正如普列托六月二十九日向阿萨尼亚抱怨的那样，这个部门“几乎全都是共产党人”，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充当的是稻草人”。[26]另外，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的遣散所有到五月十五日其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的行政命令被搁置，使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还会记得，共产党加入新政府的条件之一是，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据比达特说，当记者问内格林，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朋友是否将加入他的政府，内格林回答道：“当然不，除了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比达特评论说：“大家知道……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最讨厌的就是他曾在内阁无情训斥过的这位前外交部长。但是，内格林把科学家的严肃与人间的幽默结合了起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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