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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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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一百二十七期《国防部官方日志》，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206页，注释1。科登后来被任命为阿拉贡前线东路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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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对罗霍的热情赞扬见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普列托晋升为将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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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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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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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国家报》上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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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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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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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七章［490］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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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事变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接管了其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内格林政府的组成巩固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取得的政治胜利。五月五日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指挥官并且兼任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作战的东路军司令的自由共和派人士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内战爆发时他是国民卫队的长官，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时暗中加入了共产党——公开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在未来几个月时间里，他将给予共产党人充分的自由。波萨斯得到两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他的第一政委、前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比尔希略·利亚诺斯和刚刚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2]此外，战事进行期间为使突击卫队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地区而被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情者埃米利奥·托雷斯中校六月八日被前马德里警察部队指挥官、共产党员里卡多·布里略中校所取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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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战事结束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政治势力的扩张通过它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越来越凶猛的攻击显示出来。六月一日，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发表了一次激烈程度超过以往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谴责了“通过凶恶的胁迫、暴力以及必要时暗杀等手段在城镇和乡村强制实行的集体化”，他还怒斥了“控制着工人群众的强大工会的专横意志，工人在巴塞罗那街头遭到随意追捕”，然后被“指控和处决”。他宣称，这些强大的工会攻击“下层中产阶级，破坏经济结构，破坏工业、商业和银行储备——正是后者构成了我们重建经济的基础”。最后他说，存在着“有计划有组织的走私贵重金属和商品以及囤积货币的活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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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指责有一部分是事实。例如，为了购买武器和补给，全［491］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确实出口贵重金属，但是，必须完全公平地说，与运往苏联的大批黄金相比，出口的数量微不足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运往苏联的黄金构成了国家的财政储备。[5]其实，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对其更为不满的是它对主要港口和法国—西班牙边境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出口实体把值钱的农产品运往国外换取大量外汇。[6]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这种控制是一个不容剥夺的革命成果，而中央政府则把它看成是对不可废除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冲击。最终，事实证明，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胡安·内格林把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派往法国—西班牙边境，夺取了革命者手中的控制权。问题的核心是，无论其政治构成如何，只要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政权有效地运转，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承受失去这些重要的权力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作为革命左派的死对头，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进入财政部的那一刻起，内格林就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总理兼财政部长“并不希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府”，因为他想“解散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所有出口组织”，从而“一劳永逸地杜绝”因把杏仁、柑橘和藏红花运往国外所造成的外汇损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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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对手遵循其“造成消极后果”的路线，科莫雷拉继续说道：“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因此，今天力量对比的天平与内战初期不同了。……今天，凭借经验，广大群众已经可以通过日常事态发展的事实辨明，我们的路线正确而且真诚。今天，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天平已经开始倾斜，这种变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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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自由主义运动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科莫雷拉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公共事业和服务的控制。他强烈要求用一个新政府取代五月事变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新政府应当“把全部设施交给市政委员会，以使所有公共服务立即归城市管理，尤其是交通运输、煤气和自来水工程、公共娱乐、住房、屠宰场和集市”。他接着说：“例如，有人说，谈论公共交通是反革命，因为这意味着夺走工人拥有的东西。……我们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吗？我们想形成一个新的贵族、新的资产阶级吗？成千上万名工人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可以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电车有限公司取代巴塞罗那电车有限公司而战死在前线的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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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他们并不反对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我们已经声明而且将在必要时反复重申，”《工人团结报》说，“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与我们的原则一致。但是，必须保证市政委员会摆脱官僚主义的惯性并且清除旧时代政治生活中固有的道德败坏。”[9]这等于变相说，只要他们没有控制市政委员会，就不会同意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尽管自身势力有所增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不能够自行其是，因为，在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讨论城市管理的问题时，由于担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得到过多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站在了一边，它声称：“在它看来，除非得到工人阶级同志的有力合作和充分理解，否则的话，无法实行[城市管理]。”[10]不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11]就像它们为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经济实力而要求将基础工业国有化时所做的那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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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革命初期建立的革命执勤小分队治安巡逻队——试图将其解散然后并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是三四月份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争议从而造成政治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再次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攻击的对象。[13]六月四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专员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发布行政命令解散治安巡逻队，[14]他根据的是三月份通过的解散巡逻队、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成为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的法令，《工人团结报》曾痛斥这项法令“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望格格不入”。[15]人们应当记得，马蒂·费塞德是五月四日在巴塞罗那战斗进行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的四名成员之一。但是，作为自治政府社会治安力量的首脑，他实际行使权力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在五月五日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后，他成了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的一名微不足道的助手。注意到社会治安代表曾经告诉他不再需要巡逻队执勤，因此，他发布的行政命令规定，根据三月份通过的法令，巡逻队员个人可以申请加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由于实际上根本没有组建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而且对解散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只字不提，[16]显然，援引三月份通过的法令只是为了给解散巡逻队提供法律支持。几天后，社会治安代表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宣布，他已经发布命令以保证巡逻队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交出他们拥有的全部装备和营房。[17]尽管镇压巡逻队的抵抗所用的时间超过了四十八小时，[18]但是，到六月底时，作为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它永久性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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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已被任命为巴塞罗那突击卫队指挥官并且将在［493］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内格林手下的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员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19]把发布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解散巡逻队自诩为他的功劳。他声称，加泰罗尼亚当局（显然是指那位胆怯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自治政府内务专员）最初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它会带来危险：“一些[民兵]部队可能离开前线向巴塞罗那进军。他们没有说服我。我的决定不可动摇。……第二天，命令发布了，然后，我们在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占领了营房。巴塞罗那再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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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坚称巡逻队在五月战事中保持了中立，希望挫败任何解散巡逻队的企图。[21]这种辩解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宣布，巡逻队死伤五十七人，其中死亡十七人。[22]同样不起作用的是巡逻队本身做出的姿态，它们表示愿意为托雷斯中校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效力，这种姿态虽然得到托雷斯的支持，但却遭到孔帕尼斯主席的拒绝。[23]他的断然拒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现在中央政府接管了社会治安，他不再把政治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和解上，而是寄托在对它们的武装力量迅速瓦解的期待上，无政府主义武装力量的瓦解将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把社会治安的控制权归还给自治政府，挽回其作为公认的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捍卫者的声誉。因此，尽管孔帕尼斯表达了中央政府不应接管社会治安而应向自治政府派遣援兵的观点，[24]但他仍然主张迅速在后方收缴武器并且夺取军火库，同时敦促巴伦西亚当局对边防哨所进行“清理并收缴武器”。[25]人们应当记得，在五月事变之前，随着内格林派遣的边防警察部队的到达，收回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控制权的工作已开始进行，接着，在六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边防民兵”被正式解散。[26]但是，结果让孔帕尼斯感到失望，因为，中央政府不仅利用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的机会迅速恢复了对加泰罗尼亚边境地区外贸生意的控制，[27]而且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转移到了巴塞罗那，粉碎了他对社会治安控制权回归地区政府所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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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散巡逻队、收缴后方的武器以及夺取边防哨所是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种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同样沉重的打击是，他们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的无数城镇和乡村所拥有的权力。五月十五日，迄今为止一直抵制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所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由地方行政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各党派组织按照其在自治政府中的代表比例占有地方行政委员会中的职位[28]——的各种革命委员会被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为非法。[29]实际上，早在五月中旬被宣布为非法之前，许多革命委员会就被最近开到的突击卫队和边防警察部队推翻［494］了。而且，已经根据十月九日法令成立的一些城镇行政委员会将全国劳工联合会排除在外，[30]另外，七月五日召开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塔拉戈纳省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那些积极参与五月事变以及没有谴责事变的团体排除在各个市政委员会之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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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革命力量的衰退加深了那些比较激进的团体对温和领导阶层的敌意。成立不久的激进团体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在五月下半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指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已经因为它们的“无能和胆怯”“背叛了工人和革命”。[32]地区委员会立即开除了这个激进团体并且发表了一份声明，将杜鲁蒂之友会的指责斥为“非常严重的恶意诽谤”，同时指示把所有“不公开表示反对该团体所采取的立场”的杜鲁蒂之友会成员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出去。[33]作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日益加剧的征兆，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巴塞罗那地方联合会、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拒绝签署这份声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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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可避免地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五月事变期间组成的临时政府不起作用。在六月一日发表的谴责性演说中，胡安·科莫雷拉要求结束“这种过渡时期的政治局面”，组成一个能够“承担战争赋予的责任并且能够应对经济重建问题”的“稳定的政府”。[35]六月十九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全文发表了一份“秘密政治报告”，它声称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给地方支部的，概述了它的改革计划。报告说，新政府将是一个“强大的人民阵线政府”。它的任务是“安抚情绪并使那些对反革命活动负责的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将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政府职位，“不过是以一种让它感到不得不拒绝参与的方式”。尽管无法证明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发现自己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以这份报告暗示的方式失去了它在政府中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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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底开始的组建新内阁的谈判过程中，最初有关方面一致同意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各有三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一个，而孔帕尼斯主席将亲自担任政府总理。[36]但是，在最后一刻，孔帕尼斯否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对意见，向著名人类学家、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成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了一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是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盟友，从而相对加强了左翼共和派的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这一行为是个“圈套”，是一种“欺骗”，并且通知孔帕尼斯，它“绝不同意这一任命”。[37]由于没有察觉到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圈套，全国劳工联合会明确宣称，如果孔帕尼斯不撤销这一任命的话，它将不会加入政府。[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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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政治天平已经向不利于他们［495］的方向倾斜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可能抱有幻想，以为孔帕尼斯不会企图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执政。然而，孔帕尼斯必须像革命全盛时期那样考虑他们的意愿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他放弃自己所扮演的圆滑的安抚者的角色，采取坚定的立场把全国劳工联合会抛在一边不予理睬。“我是议会任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他在广播演说中宣称，“并且得到所有工会和党派组织多次明确的认可。”但是，他说，有人正在试图否定他组成自己政府的权利。“加泰罗尼亚人民！够了！新的自治政府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这里是组成政府的成员。”接着，孔帕尼斯宣读了下列人名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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