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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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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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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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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人道报》、《工人团结报》、《劳动报》和《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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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工人团结报》。这份声明的部分内容在审查中被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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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写给孔帕尼斯的信，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每日图片报》。孔帕尼斯在他的广播演说中提到了这封信，他的演说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先驱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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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消息报》。关于此次政府危机的更多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消息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人道报》、《工人团结报》和《劳动报》；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101—103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306—311页；卡洛斯·皮·苏涅尔（自治政府新内阁的成员），《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45—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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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巴莱里奥·马斯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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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这个数字肯定被严重夸大了。另一方面，劳动者总工会所提供的两个对立工会的会员人数（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消息报》）同样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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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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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三日、十三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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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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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内战期间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第162—163页。另请参阅米克尔·卡米纳尔《胡安·科莫雷拉》，第二卷，《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140—141页。卡米纳尔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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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罗贝尔·卢宗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自由主义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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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八章［498］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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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事变之后那一段时间，在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势力范围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的事情只有随意逮捕、秘密关押、严刑拷打、绑架、暗杀以及破坏集体农庄。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进行的自发而且无目的的恐怖活动现在被共产党人统一指挥进行的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可怕的恐怖活动所取代。“一股血腥恐怖的浪潮席卷了加泰罗尼亚社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宣称，“我们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因为我们胆小，而是因为我们的纪律性和责任感。……它以无与伦比的坚毅坦然忍受着对集体化、对无产阶级建设性工作的攻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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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月到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六月底发表声明宣称，“针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挑衅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的积极分子被迫害；他们遭到起诉和暗杀；我们的地方分会被查封，集体农庄受到破坏；有人实施暴力行为企图迫使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铤而走险，但是，不顾这一系列镇压和挑衅的猛烈冲击，我们仍然保持着冷静。我们不想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它已经被某些人玩弄的卑鄙花招分裂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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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制激怒了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七月一日，地下报纸《无政府报》的第一期显示出运动的领导阶层与广大普通成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面对我们组织遭遇的严峻形势，面对针对我们开展的野蛮镇压，面对对我们的集体农庄和革命工作的攻击和破坏，……我们必须大声发出警告，敦促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那些积极分子同志[即领导人]……丢掉他们的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我们的革命仍［499］在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受到人们尊重的力量。农村的镇压令人震惊。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仇恨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程度。在大规模的流血中，派去维持秩序的突击卫队进攻村庄，捣毁一切，监禁暗杀我们的同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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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共和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持续进行了几个月。九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监狱里有成千上万人“被证明是革命者和反法西斯分子”；[4]十一月，《工人团结报》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人。[5]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遭到暗杀将永远是一个需要推测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令人信服的数字。[6]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把在前线和后方实施的暗杀都考虑进去的话，被杀害者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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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仍然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根据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为了反驳包括著名的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夏皮罗在内的一些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尖锐批评，巴斯克斯宣称：“共产党发展壮大、反动派恣意妄为、我们的积极分子被关进共和国监狱等等情况可能表明我们的运动正在衰落，同时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但是实际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发展状况良好，会员不断增加，重新投入战斗，恢复了现实主义态度并且完全统一了观点。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赢得战争。一旦这个目的达到，我们将重新在社会领域发动攻势，然后，我们的朋友必须相信我们，革命将立即发生！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取胜。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将在西班牙实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极权统治[totalitarism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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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雅普·克洛斯特曼说，国际工人协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七日“秘密”举行的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如果人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印发的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大会总结排除在外”，曾经对外透露的代表大会的全部信息只有部分发表的会议记录（法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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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对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事情的真相却是，对于代表了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直接镇压已经开始使它不再像内战初期那么春风得意。“[在]后方，”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写道，“事情进行得不像[革命]运动初期那么顺利。……工人不愿意再为帮助前线长时间工作。他们只想尽量少干点活而又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总的来说，这反映了一种不断恶化的局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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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遭到持续镇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六月十六日，根据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500］特加中校的命令，突击卫队中校、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里卡多·布里略采取行动占领了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以及另外一些该党办公活动的场所，逮捕了其大部分领导人，将他们投进巴伦西亚的监狱。[10]同一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师长、党的执委会成员何塞·罗维拉被波萨斯将军召到巴塞罗那，然后立即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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